我得做我自己

　　任志强 山东掖县人，1951年3月生于丹东。文革前为北京第三十五中学 1967届初中毕业生。1969年先后赴陕北、黑龙江插队。同年参军，1975年提干，曾任排长、参谋。1980年参与北京怡达公司的创立，次年正式复员，受聘于该公司副经理。1984年后任北京市华远人才交流开发公司经理、华远经济建设开发总公司建设部经理、华远总公司副总经理。1991年后任华远总公司总经理、华远集团总裁、华润(香港)北京置地有限公司总经理等职。他主持或参与了华远近50个房地产项目的开发工作，曾当选北京市劳动模范，荣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现任北京市华远房地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北京市政协委员。

　　我的家庭

　　我老家在山东掖县，过去是出武状元的地方，有好些黄马褂和武状元的牌匾。我家那个村，将近一半儿都是一个大家族。祖上没有家谱，我搞不清楚这些，但村里人都能记住辈份。我女儿有次回老家，她当时只有七八岁，但很多人管她叫姑姑，农村老规矩叫姑姑就得给钱。我爷爷应该是富农，家里大伯还在，一直在农村当校长，有90多岁了，起码退休有30多年了。当地风俗比较重视知识分子，大伯是那里年纪最长，而且威望最高的。

　　我父亲叫任泉生，好像是“七·七事变”之前参加革命的，1938年入了党。他属于知识分子，后来又在“抗大”四分校毕业。参加新四军后，他没当过兵，一直做的是类似后勤部长或者什么专员的财经工作。抗战时期，他在新四军五师李先念所在的中共豫鄂边区工作。1946年，新四军五师在“中原突围”的时候被打散了，我父亲就去了东北。他在东北时曾出任过“东北六省”之一的省长[1]。那时候全国还没有解放，是毛泽东签署的委任状。这张委任状现在算是我们家最值钱的文物了。

　　越南建国的时候，中央曾任命我父亲出任第一任驻越南大使，我父亲刚到北京还没来得及赴任，就被李先念留下来了，分配到商业部、供销合作总社工作。1964年，也就是第三届人大后，提了商业部的副部长。我父亲长期在商业部、供销总社系统工作，属于“财贸系统”的干部。

　　“文革”开始前后，我家从商业部机关大院搬出来，住到中央音乐学院旁边的一个特大的四合院里。大院子里面又分成了七个院子，当时住了一百多户。我家住后面一个小院。搬家没几天，我父亲也被打倒了，就把我们家里的电话撤了。当时商业部部长是姚依林，他们几个主要领导都靠边站了，主要是我父亲在管业务。电话被撤的第二天，正巧总理、李先念他们要召集会议，让我父亲去国务院开会。因我们家没有电话，于是，国务院只好打电话到部里，部里再派人通知我父亲。我父亲就骑着一辆自行车去了。到中南海门口，警卫还不让进。等他到了会场就挨骂了：怎么回事？会都开了一个小时你还没到？我父亲赶紧解释，没电话了，没及时接到通知，再加上也没汽车了，是骑自行车来的。于是，会后第二天还是第三天，家里就又装上电话了。

　　我父亲在商业部主管供应，这是万万不能中断的。当时，造反派正准备抄我们家呢，就赶上这次国务院开会。这以后，机关造反派就不大敢惹我父亲了。所以他在文化大革命中基本上没受到很大冲击。我印象中，在那时候的供应体制下，比如，全运会、抗震救灾什么的大活动，我父亲都是“副主席”、“副主任”。因为什么服装、布票、粮食、油、蛋，都得商业部供应。1976年唐山地震的时候，救灾领导小组就是华国峰当主任，我父亲当副主任。

　　文革中，我父亲也下了一段儿干校。文化大革命唯一上调了工资的就是上海。因为王洪文要求中央给上海增加供应，提高工资。我父亲坚决不同意。不是不给，因为确实紧缺，就跟王洪文吵起来了。于是，王洪文跑到总理那儿去告状。总理对我父亲说，你干脆去干校好了。就这样，我父亲就去东北盘锦的干校了。过了两年，他又被“解放”了，先是被任命为山西省革委会副主任还是太原市的革委会主任。那年还到山西去看过房子，让他准备先搬到宾馆。但是我父亲又没去成，还是让李先念给留下来了。当时商业部要恢复供应嘛。

　　打倒四人帮以后，我父亲在第一时间和苏振华、倪志福等四个人坐了一架飞机去了上海，去接收“四人帮”的地盘。因为我父亲是被“上海帮”弄倒的，当然不会与上海帮有勾结，所以就选上我父亲了。他在上海还是管财贸。后来商业部人手不够，而且我父亲也不愿意在上海呆着，他不适应南方的气候，身体老出毛病，于是就又回到商业部。这样，一直到他退休。

　　刚记事就赶上文化革命

　　我是抗美援朝时在丹东出生的。我母亲叫李秀亨，也是搞物资供应的。我父母不是同时调到北京来的，所以我们家的几个孩子也是陆陆续续到的北京。我兄弟姐妹四人：哥哥、姐姐、我、妹妹，名副其实的是“兄、弟、姐、妹”。

　　当时国务院机关总共有五十几个部委，有四十多个部委都在西城区。商业部也在西边。我到北京后住在商业部机关宿舍的大院里，好像是在西城棉花胡同，是个四合院。后来又搬到部里的宿舍楼。我小时候的印象，就是父母总是出差，家里老没人。我上的那个小学，原来叫培英小学，是财贸系统的几个部委子弟为主的一个小学，后来交地方了。一直到文化大革命，我们几个孩子都分别在学校寄宿，父母基本都不在家，礼拜天就把我们搁在阿姨家，由阿姨带着我们。父母不在家的时候，我们有时干脆连礼拜天都不回家。所以，我们从小相对都比较独立。

　　小学四年级的时候，我作文很不好，我母亲就要求我多读书。但是，那时候家里没什么书，就是《三侠五义》、《儒林外史》、《三国演义》、《水浒》这些东西。我印象深的是，我四年级就读《牡丹亭》、《红楼梦》了。小学毕业考试的时候，是全市统考的。我写的作文好像是《我的父亲》，作文要求写800字，最后时间到了，还没写完。那次语文考试得了86分。考35中的分数线是184分，我考了个186分，于是就上了35中。35中那时候是西城区重点中学。

　　我真正记事儿，实际上到了中学。文化大革命前夕，我在初二（2）班，高二（2）班的学生对口当我们的辅导员。开始的辅导员要出国去越南留学，就改由王岐山当我们班的辅导员。文革开始以后，我们学校主要是高中的学生闹得比较红火，我们就是跟着瞎胡闹。串联以后，我们学校初中的一帮人结伙，坐着火车到全国各地跑了很多地方。实际上是“假串联”，没干什么事，就是见识多了点儿。

　　我哥哥任志刚，“文革”前是北航附中的学生会主席，后来上大学了。文化大革命初期，他是“一司”[2]的副司令。上天安门啊这些活动，他都参加。当时，北航附中红卫兵的活动啊，搞什么东西啊，一大帮干部子弟老聚在我们家，成为他们的“据点”。比如讨论什么“巴黎公社”原则呀，比如“北航红旗”开始打“联动”后研究对策啊，等等。我哥哥他们对我影响比较大。因为我小学六年级就跟他们一块儿出去玩，跟大孩子在一块儿，接受他们影响比较大。

　　“文革”中印象最深的应该说是“联动”在北展开的那次会。那次，我们都去了。北航附中也是主力嘛。几派在会场就开始打起来了，谁说的都有道理，就是没自己的思想。这边说这个，那边说那个。我姐姐嗓门特别大，会上人家都抢喇叭，我姐姐就自己冲到台上，在那儿扯着嗓门喊。当时，不用麦克风的就是我姐姐。对“文革”，我们刚一开始完全都是盲从，根本不明白怎么回事，以为就是共产主义了，毛主席怎么伟大。从“联动”事件开始，怀疑就开始了。1966年底时我就已经有了这种想法，认识到很多东西都是假的，不能盲从了。开始知道要自己动脑子，不是说谁说的一定就是对的。从那时起，我不知道该听谁的了。

　　那时候，我哥哥、翁永曦他们那几个人里头，有一个人我忘了叫什么了，他眼睛不好，但可以把《资本论》倒背如流。那时候看《资本论》，就是那样看的。感觉到别人说得不对，于是就开始学马列。那时候是一堆一堆的马列书籍。另外，那段时间我们也像电视剧《血色浪漫》描写的那样：看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在天桥打架……我们还去北海滑冰。去玉渊潭八一湖滑冰、游泳的时候比较多，那里没人管，也不要票。这种日子到了毛主席说“向贫下中农学习”的时候就结束了。

　　共产党对延安没做多少贡献

　　1968年底，我们学校有一批人去山西插队了，我跟着他们去山西转了一圈。第二年，我跟着王岐山他们一块儿去延安插队的。我本来没想去插队，后来学校的红卫兵啊，学校的老师啊，军代表啊，到我家里去“逼”我父母，于是，我父母就给我报了名。我是被逼着稀里糊涂地去插队的。

　　我是春节前的1月9号走的。在火车上，就跟学校另一派的同学开打了，打了一路，打得都动刀子了。到了插队的地方后还打。我们35中是男校，全是男生。所以，插队的时候搭配的女校是女10中。每个地方都有一拨男知青，一拨女知青。我们学校是先去的，女10中的同学比我们到的晚。我们大队共四个小队，有三个小队在山里头。我们开始去的时候，有八九个人，全是我们班的干部子弟，住在沟底下那个村儿，没到山上去。女十中的来了以后，也分到我们这个小队。别的队都是男女生掺和着过的。而我们是男的在一起过，女的在一起过，是分开的。后来北京干部来了，把这个知青点给解散了，我们这一伙子人也被打散了，分到不同的村子。

　　我实际上在那儿插队也就半年多。有次，我扛个东西从山上摔下来了，胳膊断了。我就回北京到积水潭医院治胳膊，实际上也没完全治好。从那以后，我就没回延安，去我妹妹所在的莫力达瓦了。莫力达瓦在嫩江旁边的讷河市。那地方现在属内蒙，当时属黑龙江。我在那里呆了好几个月，跟翁永曦在一个屯。

　　我在农村虽然没有多久，但是农村的生活让我知道了中国真穷。像我们去的延安那个村里的地主，就是因为有30亩地，儿子当时有个童养媳，所以被划成了地主。解放前，那地方一亩地才打几十斤粮食，一家人吃都不富裕。30年后我再回去，那个村已经是地主的儿子当了书记，地主的孙子当队长了。毕竟他们有点儿文化，所以比一般农民思想还是开放些。有些老农还觉得挺委屈，怎么地主儿子能当书记？

　　1970年代，周总理回了一趟延安，延安的老百姓是百里长街，依依不舍。可毛主席是坚决不回去的，因为过黄河的时候老和尚给他算了命，说你过了黄河就不能再回来。所以，他在黄河边上晃了很长时间，敌人离他就三五里地了，他就不过去，就是因为老和尚说的那句话。后来他也再没过黄河。所以，他真是对不起延安人民。周总理回去那次才知道，延安1970年代的生产总值和1946年差不多，粮食产量还不如1940年代“延安大生产运动”的时候。等于说这么多年，共产党对延安没有做多少贡献。

　　我是1969年冬天去当兵的。那时候我父亲一个老战友的儿子正好负责到山东招兵。当时有几个新四军五师的子弟，把消息一传，地方干部的这些孩子因父母被打倒，挺困难，就到山东当兵去了。

　　我就这样到了济南，然后去省军区司令部。一进屋，一百多号人谁也不认识谁。我们这几个新四军五师的子弟们都是分别住在父母老战友的家里，当时跟我一块儿的，有后来基建工程兵司令李人林的孩子，铁道兵政委宋维栻的孩子，还有毛主席的外甥……光中央委员的孩子就有四五个。一般正常招兵，新兵都是提前穿着军装、打上背包什么的。我们这一大帮孩子什么都没有，就这样呼噜呼噜当兵了。上了火车一看，车厢里有一半人连军装都没有。我们是到部队以后才穿上的军装，连填表都是后来在部队填的，检查身体也是走过场。我眼睛不好，也稀里糊涂混过去了。

　　1970年的时候，北京赴延安的干部带着延安本地的干部，曾到我们家去抓我。他们说我脱离“贫下中农再教育”一年多了，老不回去，所以到我们家要接我回去。我妹妹说，我哥哥当兵了。哪些干部说：什么什么？当兵了？任志强户口还在我们那儿呢！其实，我的户口现在还在那儿呢。我妹妹就拿出我的“五好战士”证书，证明我已经是解放军了。这样他们才拉倒了，不了了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