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机倒把”罪

　　我过去以后，给了我一个营业执照，任“华远人才交流开发公司”经理。编制有3个名额，让我在1984年一年内完成70万元的利润。我实际上没完成那个数，当年也就挣了60多万元利润。当时在华远，经营上是没多少人能与我们比的。从南方往北方倒什么录音机、录像机这些东西，最开始就是我们干的。我们直接到当时号称国内“四小龙”的南海、中山、东莞、番禺这些地方买东西，然后再倒腾这些东西。我也是第一个用军用飞机倒“走私品”的。因为当时从南方进的这些商品实际上就是走私品，我们等于是在替人家“销赃”。

　　我们曾经被广州公安局抓了一次，扣了货，连飞机一块儿扣的。可军用飞机人家可不管这个，你地方凭什么扣我？第二天我们的货就放了。关键还在于这当中我们没有什么责任，货虽然在我这里，但对方是有经销权的公司，我是正常买货。前面那一段我们管不了，但我们不承认是走私品。因为我和国内这些公司签的合同，上面都写得很清楚：不做走私品；所有税款由他们去补。如果说他偷漏税，和我也没关系。最后，对方公司同意补税了，因为我们和他的合同上有这个条款，跟我没有关系。

　　那时候，我们绝对是北京市的大头儿。连中央电视台、北京电视台买什么摄像机、买设备，都到我这儿来，包括教育电视台的第一套设备，都是我们给他们买的。那时候大3/4的、1/2的[4]编辑机什么的，都是我们用飞机拉过来的。到1984年10月份，我正式办了调到华远的手续。不过，离开农科院以后，他们跟我的关系一直很好。农科院刚开始成立“老头队”，也就是退休人员组成的施工队，盖西单广场、百花市场、老地安门商场改造，他们接了很多活，都是我帮他们联系的。在建筑行业一说“老头儿队”，都知道，一直到现在还在给我们干活。

　　1984那一年，我们挣的利润，和华远按约定一九分成，也就是说90％上交，10％归我们发奖金。我就把奖金发了。我们当时一共就五个人，给我3个编制，还有俩待业青年。待业青年每人给几百块钱奖金就不错了，那个干部给两三千，剩下我们两个主要人员，当时拿了大概是一万六、七的样子。改革开放以后对人们的影响是不太一样的。我这个人比较特殊。我的复员费有两千多块钱，回来我就买了一辆摩托车。1984年我又从市一商局买了辆淘汰的报废汽车，是国外使馆淘汰下来的，花了9千块钱。当时9千多块钱已经很多了。用9千多块钱买辆车？人家都说“可能是贪污的”，认为不贪污怎么能有私人汽车、摩托车什么的？

　　抓我那天是1985年9月30号。上午西城区纪委通知我去谈话，我没去，我说我正谈判呢，下午去。结果，中午检察院就来了。纪委看我不去，以为我要跑呢，让检察院直接把我抓起来了。检察院是以贪污罪抓我的。实际上，这事儿啊，纪委完全是瞎胡闹。1985 年初的时候搞企业自查，《北京日报》还说我们自查得比较好。5月7号，由西城区副区长马凯在我们这儿做的总结。对于我们自查的情况，对工商局说我们超营业执照范围经营的事情，以及其它一些事儿，马凯都代表区里作了结论。但是，纪委不干。纪委到9月份还在查。其实，关于奖金发放什么的，都是我们自己主动申报的，不是他们查出来的。我们主动申报完了以后，就把我抓起来了。

　　当时我没问题，但人才公司的副总有点问题。他把利润的一部分倒出去了，相当于中介费似的。不过案发之前，这些钱都还了，其实也没多大事儿。但是，当时是第一次经济“严打”，还是被认为有事儿。而且，认为他跟我相互勾结。其实那时候我们俩还都不是华远的人，来华远之前就签了一个销售录像机的合同。他当时在晓峰公司，晓峰公司是国家科委的吧。实际上是晓峰公司要的回扣。几百台录像机，我们都没见到货，就倒给晓峰公司了。他们也不是再卖，是给军队用的，等于是为军队采购。但是，他们买了以后，要了一部分回扣。我们当年完成的利润，其中有30多万是这部分钱。另外，还转了一部分钱到南海的一家家具厂，再将家具加点儿利润卖给了晓峰公司做办公室用。大致就是这样一个情况。我们那时候都没有正式调到华远来，但资金走的是华远的账号，没有揣个人腰包，但还是以“挪用公款”的罪名给那个副总判了个无期徒刑。后来他们自己可能也觉得不太对，又改判成7年半。这确实没什么道理，挪用公款是以挪用超过三个月论处的，而他占用的这部分资金已经还了。

　　现在也说不清楚是否有政治斗争的因素，反正当时有那么点儿意思。我做的这些事其实都是合理合法的。这事一查跟我没关系。而奖金的事，我的所有手续、华远的手续，都是全的，“一九分成”也有会议纪要。我的奖金是该拿的。那时候也不用上个人所得税什么的，所以，一切都是按规定做的，一点儿违法的事也没有。抓我的时候正好是中秋，检察院通知我妹妹去退钱，说我贪污，要把钱顶上。我妹妹就把我的摩托车卖了，凑了一万块钱还是多少。到第二年2、3月份的时候，检察院已经把钱退给我妹妹了，要放我出来了。可是，市里有人不干了，3月份就把我的案子调到市里管了。这样我就进了半步桥监狱。

　　他们已经抓了我，没法放啊，就给我定了个“投机倒把罪”。这个投机倒把罪是怎么回事啊？就是因为在盖华威大厦时，钢材不是要有指标吗，就让大家想办法去找钢材。于是，我就通过农科院倒了一批钢材过来，具体多少，我记不清了。华远总公司的经营范围是允许做钢材的，我要是直接从总公司做呢，就没事了。我当时为了把利润搁在我这儿，就用我们人才公司的名义做的，然后再转给总公司。后来总公司说钢材型号不对，我就把这批钢材给卖了，大概卖的利润超过了六万块钱。当时规定“不当利润”超过五万块钱以上算投机倒把。但是，5月7号的时候，马凯他们已经把这件事作为“超营业范围经营”做了结论，因为总公司营业范围是可以经营钢材的，我们是子公司，所以不算完全违法。可检察院还是算我是“投机倒把罪”。

　　我是1985年9月按“贪污罪”抓的，到第二年9月法院才第一次开庭，中间隔了整整一年。我说，晓峰公司的事跟我没有关系，这事儿我不知道嘛。于是，法院就退回检察院重新审理。本来我跟我那副总是同案，他们看实在扯不上，就给我改为“投机倒把罪”单独起诉了。这样，法院就给我判了个“判二缓三”，就是判两年有期徒刑，缓刑三年。不过，我很快就上诉了。我1986年12月4号被放出来，半年以后，检察院才给我下了裁定书，说我“无罪”。可“无罪”吧，还不直接写你无罪，写的是“可不认为犯罪”。其实就是他们下不来台嘛。

　　狱中一年

　　我在狱中一年零两个月，主要在半步桥监狱。

　　监狱里犯人只能看些什么《法学概论》这些书。我在监狱里倒是学了好多法律，那时候没事干，天天就在那儿念。应该说已经学得很不错了，恨不能都背熟了，哪条法律在书里多少页都知道。那时我还替别人写状子呢。我大概看一下那个起诉书，就知道是“缓刑”啊、是“无罪”啊，是“死刑”啊，还是会判“多少年”啊，基本上都懂，而且估计得还倍儿准。什么“严重”，或者“特大”，这些词儿一用，就知道该判多少年了。这对我以后学法律专业的研究生倒是很有帮助。

　　我们二十多人关在一个十几平米的小房间里。说来也很怪的，那时是第一次“严打”，抓了一大堆处级干部。我们屋里就有七名党员。所以，那些刑事犯也不敢惹我们。我们七个人联合起来，也不管有罪没罪，组织个“党小组”什么的，互相保护。后来，我们中间有四个人是无罪释放的。一个是北京市冷冻机械厂的厂长，那时候不是有“星期天工程师”[5]吗，但他们说“星期天工程师”可以拿钱，厂长星期天兼职不能拿钱，因为厂长算行政职务。其实是有人想整他。实在瞎胡闹，但不能白抓啊，后来判了半年徒刑，又缓期了两年，实际上就是无罪释放。另一个是中资机构的老总，外贸部前部长李强是董事长，他是总经理。检察院说他私人倒腾两千万在香港设立境外公司。实际上是李强、国务院都批准了的事。最后也无罪释放了。还有一个是哪个部委普查办公室的主任，他呢，是为了省钱，把全国普查的那个钱办了个小印刷厂，印刷的全部都是全国普查用的那些资料、表格什么的。他个人没拿钱，印的又全是应该印的，自己弄个小厂子，省了钱，还可以安排单位多余人员搞第三产业。那时候国家机关不允许搞第三产业，说他把全国普查的钱拿去私营了。一开始判了他十年，等他申诉完了就放了。那时候就是可笑，很多界限说不清楚。

　　放我的时候才有意思呢：检察院的先是跟我们的书记、经理谈，说，任志强不能去告我们，这是第一个条件。我说我能有精力去告他们吗？第二件事是要安排一个检察院的家属到我们公司工作。戴晓明他们同意了以后，才放了我。不然，他们就不给你发裁定书。这都是什么事？那个西城区的检察员，说我无罪，但市里不干。他真是比较正直，认为无罪就是无罪，最后这个检察员就要求辞职。检察员是由人大批准的，不是随便可以辞的。上面先是不同意他辞。他就跑到北京站卖了两个月汽水、冰棍，意思就是我不干了。最后区里没办法，同意他辞去了检察员。他现在还在给华远当律师呢。这说明什么？说明我就是无罪，人家很清楚。市里其实也清楚，但最后裁定书里还不写你“无罪”，写他妈的“可不认为有罪”。什么玩意儿？

　　当时这个事，政治斗争不政治斗争的，没人明说，都是暗的。上面有人可能不只对华远公司不满意，但是想从华远这里找点儿茬。他们折腾了半天也没折腾出东西来，我最后还是无罪释放。但是，区里还非得要给我处分，于是给了我个党内警告处分，到现在这个党内警告处分也没法取消。党员大会讨论的时候，戴晓明第一个说：“反对的举手”。他先表决“反对”，并第一个举手。一帮人在党员大会上都反对给我处分，结果就没通过。我本来就没事嘛。最后用什么借口呢？是以“管理不善”的名义给我的处分。我的副总不是被判了刑嘛？其实，他的事和我没关系。

　　后来，提我当华远的副总，区里就因为我的这件事不肯认账。戴晓明说，我们集团决定了，就算任命了，不管区里认不认。政府的副处级干部，就由组织部管了。这样，过了差不多快两年的时间，区里看我确实没有什么问题，才给我正式任命。1990年戴晓明离开华远、我接任总经理的时候，还是这样。区里一开始也是不给任命，还要我代理工作。这当中，公司要换法人代表，企业没法人代表不行啊，最后他们同意我当法人代表，但还是不同意任命。又过了一年半，到1992年才任命。再往后，区里看我们公司发展得越来越好，他们有点儿过意不去，而我又老提旧事。最后他们说，“我们也不能取消党员处分，你就当个人大代表吧，就算没什么问题了”。可我当人大代表时，人家又说我老投反对票，还是弄个政协委员吧，你爱说什么就说什么，反正你没有投票权了。所以后来又让我当了市政协委员。我这个政协委员，就是因为这件事。区政府以这种方式算是给我“平反”了，你再说别的也没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