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天下为己任

　　文化大革命对我的影响，可以说是让我们明白了不能盲从，特别是政治立场方面。就说“六四风波”吧，我们的感觉就像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我们坚决反对跟着那些学生乱跑，当时公司党委专门做过决定：谁去参加这个活动，就开除谁。那次的学生运动有什么政治主张吗？其实没有。我们认为，他们是在瞎胡闹，没有任何意义，对中国的进步没有任何好处。你自由了，但你限制别人自由了。当时，戒严部队进入北京的第一个团，就是我们团。我当工兵排长的时候的侦察排长，那时候已经当团长了；我当参谋的时候的绘图员，也已经是团参谋长了。还有好几个营长都和我很熟。部队开进天安门广场，推倒那个“自由女神”像的就是他们。我们团是第一个冲进去的，后来驻扎在六部口。还救了别的军的好几个被扒了衣服的军长、师长。338团来接防我们团的时候，就住在中国大剧院工地的那个大坑里。

　　我们团的人说：过木樨地桥的时候，他们的子弹和枪根本不在一起，除了干部枪里有子弹以外，战士枪里都没子弹。当通知可以开枪的时候，他们都已经到天安门了。参谋长命令冲的时候，用的全是棒子、木枪什么的。他们把所有的自行车全都推到了，让老百姓过不来。后来，我们团两千多人进了天安门以后，木樨地那里才开的枪。具体情况到底怎样，这段历史啊，可能永远说不清楚。我们一个营长脑袋上戴了钢盔，都被打得头破血流，但愣是打进来了，那战斗能力是真强。后来，我们团下来休整，338团上。他们没有部队的车，我还送了北京吉普给他们，蔬菜什么的也是我们送的。

　　没经过文化大革命的学生，他们以为又要“整顿”了。我们觉得不管怎么样也得用和平的办法解决。共产党有错误，虽然有巨多的错误，错误犯得不得了，但是，还是能改进的，还是在逐渐改进嘛。我们虽然总是自认为在以“天下为己任”，但绝不会去盲目跟从社会上的风向，我们有自己的思想、立场，这一点，还是得益于经历过文化大革命。

　　中国历史上是最看不起经商。但是，我一辈子受“商”的影响，因为我父亲一直搞供应工作，他对我不能说是没有影响。在这种影响下，我产生了一个理念：就是这个供应体系呀，一定要变成民间供应体系，而不能再以国家统制供应体系为主。我复员时，不想受体制约束，想自己干点儿自己想干的事儿，就是想干这些事。

　　我在文革中、在部队看的写第二次世界大战、写朱可夫的书就很有意思。朱可夫的风格对我影响很大。朱可夫就有点儿像“鸡肋”似的：我就坚持自己的意见，你让我干我就干，不让我干我就撤，但是，我得做我自己。这个影响是比较大的。我在部队，就是坚持我自己的意见。后来发现，在坚持自己意见的情况下，是不能进体制内，一定要到体制外去。所以，我复员以后，宁愿在体制外做这些事。那时，我觉得受体制管制，比如部队这一套东西，让你有很多想法实现不了。我为什么被视为“鸡肋”呢？就是因为我提了很多好主意，有些他们会采纳，但是，得以他们的方式采纳，而且他要不同意的话，你的想法就不能实现。

　　我们这代人不管怎么样，还是有一条底线。现在年轻人常常搞不清楚你的“底线”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们实际上最有条件以权谋私了，但是我们能守得住“道德底线”。对我们来讲，就是社会责任感。我最近写个东西，还没写完。没人约稿，就是我自己写。写的是改革不能倒退，改革不能走回头路。我看了看，已经100多页了，不是一篇文章了，都快成本书了，还没写完，刹不住了。想要写的还有一堆话呢！我们这代人，可能比较愿意思考问题。这一代人考虑社会责任感，老是“以天下为己任”。当然，“以天下为己任”之下，也有可能是错的。比如毛主席老说“以天下为己任”，其实就是他说了算，什么都是他说了算。但即使如此，我们实际上今天还是改不了这种“以天下为己任”的社会责任感。所以我说，真正的社会责任感，并不是简单地为穷人说说话就行了，而是从整个社会的变革问题来看问题。

　　我现在宁愿自己写博客。媒体要发表，摘我的博客文章就行了。如果采访，他们老断章取义。对这个，我很有意见，可也没办法，人家媒体是为了要夺人“眼球”嘛。从网上看，过去反对我的人占多数，现在也有很多，但是已经不占多数了。有人写到：“过去觉得你不好，现在看来，觉得你有点儿道理”。慢慢地转变的人很多。避免断章取义，这很重要。

　　要说舆论影响，实际上，我们不仅是想取得“效益”，我们还坚持要能影响政府、影响政策。我们的各种研究报告，应该说是全国第一的。这都是学术，我们是五个单位共同出钱，请各个方面的专家做的。我们已经坚持好几年了，每季出一个专题，每年出一本。现在，在国内，像中办、国办，建设部、央行，都点名要我们这个报告。大量的研究机构也在用，可气的是，有的单位用我们的报告，连出处都不注明。有些人反对我，但是不得不承认，我们的报告确实是最好的报告。到目前为止，我们的定期报告，像英文缩写版就八万多字，已经进入哈佛大学档案馆。国外的研究机构、很多图书馆，也收藏我们的报告。

　　我们任何一份报告，在第一页都写上“本人负责”、“学术论文”、“严肃精神”这些，报告者得承担责任。虽然是利益群体出的钱，但是我们的报告是精神独立的，并不按照商家的意见做。每年四个报告：三个季度的，第四季度的就变成年度报告了。然后还有四个专题或者五个专题。写报告的也不是一拨人，东南西北，哪儿的都有。谁撰稿，谁负责任。这就要有一个基础，就是这个东西必须是真实的。我随便引用这些报告中的数字，基本都有把握，因为错了一定会有人负责任。

　　我看房地产

　　今后十年、二十年，中国地产业的发展？

　　我们判断，2020年以前是高峰期，以后开始趋于下降或趋于平缓。2020年之前是不会下降的，一直会是个上升的过程。这主要是跟人口有关系。一个最基本的情况是，1950年代，我们是第一个婴儿潮，这些人到1970年代、1980年代开始生第二代。1970年代和1980年代，是人口的第二个“婴儿潮”。两个婴儿潮是联系在一起的。从住房角度看，从结婚到生子，是两个阶段：第一个是结婚阶段，后一个是生子和改善阶段。我们现在的一般规律是，三十岁以下是结婚阶段，住小房子；三十岁以后呢，有孩子了，开始换三居室或者大一点儿面积，进入大房子。这两个阶段的情况，能维持到2020年。以后，随着人口出生率下降，适龄人口，就是二十岁到三十岁的人口总数下降。

　　在国外，要分析地产，用一个什么概念呢：“家庭分裂速度”。“分裂”，不是离婚，而是说你从一个家庭变成两个家庭。从这个分裂速度来衡量住宅需求量。在我们国家来说，一直到2020年以后，这个速度才会开始下降，也就是前十年分裂速度都是上升的。不过，这还没算城市化，没算农民进城这一块儿。

　　从写字楼、办公楼，可以看到第一产业、第二产业向第三产业转移的速度。我们现在转移的速度快，因此，商用写字楼的发展速度也很快。这两个是一致的。看第三产业的比重就知道，每增加一个百分点，需要多少栋办公楼是很清楚的，商用办公楼是据此发展起来的。这两个分析指标很重要，但是，我们国家却不常用。

　　另外，我们国家有个“代际帮助”。就是年龄越大，房子的私有化率越高。比如那些老干部啊，或者是老的家庭，享受福利分房的，他们已经不用再在房子上有过多支出了，所以，他们的这一块儿支出就转移给了子女。这个转移程度是很大的，或者是把旧房子给子女，或者是买新房子给子女。在国外是没有代际帮助这一说的，基本上都是满十八岁后自己独立，连上学都是自己办理助学贷款，父母不管。他们为什么没有代际帮助呢？这里有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有遗产税的问题。我这个家产，儿女不能继承，也没法儿继承。像日本，他的遗产税是百分之六十二。用百分之六十多去缴税，还不如去拿按揭买个新房子呢。遗产税是没法儿按揭的，一次要缴齐。

　　还一个是土地资源问题，我根本不认为这是个问题。但是，国家认为呢，老是“假想敌”，总觉得要打世界大战，这没有任何道理。我觉得，今后不会打世界大战，永远都不会。国际的谴责力量和核威慑力量，是多数国家共同产生的，不是就对你中国搞的。我觉得，中国现在就老是在考虑战争问题、“十八亿亩”这些问题。错了。我赞成茅于轼的观点：拿出五十亿美元，轻轻松松地去进口粮食，可以减少好几亿亩耕地。我们现在百分之零点三、零点四的土地利用量，拿出百分之一的土地给中国人住，不行吗？应该没有任何问题。我们现在的城市用地，还不到四万平方公里。这四万平方公里比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你算算，只有百分之零点四左右吧？太少了！你拿出点儿来嘛！农民的土地私有化如果实现不了，这个地的问题就解决不了。农村一点六万平方公里的宅基地，住的人没有城市人多，可面积却大多啦。其实，有五千万亩就够了！能腾出几亿亩地来。当然，这是农村、农业政策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