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市与退出

　　我去华远时，提的条件是：“宁当鸡头，不当凤尾”。你要让我到华远来，我就要自己干，自己说了算。我在华远集团当副总的时候，不仅仅是集团副总，还是地产公司总经理，在地产公司还是我说了算。我们那时候叫“各路诸侯”吧，我这个诸侯是最大的一个诸侯。我经常不听集团总经理的。

　　华远在1995年3月才取消董事会，在这之前，董事长是陈元，马凯是副董事长。成立华远的初衷，实际上是要突破体制的。虽然对我们还是有体制控制，但是我们叫“计划外全民所有制”。区政府开始就是这么批的。“计划外”，就是不管你，给你个“全民所有制”牌子，让你好办事。客观上，当时还突破不了体制。我们到1992年才列入编制，华远成立快十年我们才列编。1992年前，我们一直以为华远是处级单位，因为在区里是按处级单位管的。那会儿不是有“控办”吗，买汽车得通过“控办”。我们在申办购置车辆时，发现没有我们的“编制”啊，也就没有我们的“指标”，这才给我们补办。然后，进行国有资产登记，我们也登记不上。因为我们没有国有资产投资，最早华远是从区联社借的20万贷款，早就连本带息还掉了。而国有资产登记有一项是“资金来源”，有一项“国有资产投资”。那一栏不填，就根本列不进去西城区的国有资产表。名义上我们叫“国有资产”，可实际上列不进去，又不算是国有资产。最后，区里没办法，到1998年，才用“返税”的方式，给我们退税7％，相当于6800万，把这个作为一部分国有资产资本金，华远才名正言顺地变成了国有资产。但这么一转化，等于好几十个亿全归了区政府了。

　　华远一开始是“跑马占地”。不过，在1985年以经营为主的同时，我们就开始向“资源”转化了。我们当时认为有两个资源：第一个是银行，可以参加金融市场；第二个是土地，要参与房地产。这实际上是我们的一个转变。等到1988年、1989年时，我们就已经提出“三化”了：国际化、股份化和集团化，开始改变计划经济为主的这些东西了。

　　我们真正走向正轨，应该是从房地产公司成立以后开始的。过去华远集团和华远房地产是一套人马两块牌子。1987年底才把人马分开，牌子分开，1988年3月正式注册了华远房地产。1992年股份制改造，半年后正式获批，这是第一个大飞跃；1994年开始合资， 1996年底在香港上市，前前后后从境外一共拿到5亿多美元，有了第二个大飞跃，我们的地位一下子就蹦上去了。在1997年、1998年资产规模就是全国第一了。万科那时候大概只有我们的1/3，2000年我们用华润置地收购万科以后，万科才发展起来。

　　宁高宁当时是华润创业的总经理，他完全是靠自己干出来的。他也当过兵，当年考中美联合培训，在大学生里他考了第九名吧？他到华润以后就说：凭本事干。我觉得，在中国商界里头，我认为他是水平最高的之一。后来他提出分手以后，我们才分开的。

　　要说当时分手的直接原因，首先应该是资本金问题。1998年朱鎔基上台开记者招待会那天，香港股市暴涨。这之后第三天，我们增发了一次股，拿到八个多亿人民币，折合一亿多美元。按照合约，所有在境外的扩股融资，应该把钱给我用。但是亚洲金融危机以后，我们发行的一亿七千万美元的可换股债，价格跌了下来，还不上账了。宁高宁就要华润置地先还这个钱，没把资金给我。当时，我已经铺了一批项目，需要付钱啊。由于资金不到位，他想让我把一个大项目先放下。这个项目一期工程已经付了八千多万元了，我当然不干，坚持把一期工程干下来了。因为违约，又增加了两亿四才把合同拿下来。另外又赶上北京市1998年出台一个改“实物拆迁”为“货币拆迁”的政策。我们正要拆迁一个有1700多户的小区，有三十多万平米的拆迁房。等房子盖了，钱也扔进去了，那边股东不给钱，我们没有了流动资金；这边的拆迁户要搬走，突然变成要给他们付货币了。当时的局面是，那边亏损了一笔钱，这边又要支付钱。我的资金流断了。所以，房子得亏损着卖，当年利润就下降到只有九千多万元了。而前两年都是三个亿、六个亿的利润，这一下“砰”就掉下来了。于是，股民就开始不干了。如果有那八个多亿资金，我们马上就能起来了。因此，在这个事情上我们和华润创业开始发生争执。这是第一个分歧。

　　第二个分歧是他们进行财务重组。原本我的股权是在华润置地里，可他们自己内部做一系列调整之后，把很多东西，例如华润大厦什么的，都装进了这个上市公司。根据合约，要经过我的同意才能做股权转让。宁高宁实际上是把华远股权从分公司持有变为集团持有了，本来也没什么大错，对他来说，实际控制人没有发生变化，所以他们认为这不是“变动”。但实际这是“变动”。

　　华润是1946年在香港成立的公司，它算是财政部“001号国有资产”，每年要给财政部上缴利润，但是它又算“外资”。这个变动的结果是什么呢？华润集团直接控股以后，就是要按他“国有资产”的管理办法来进行管理。华远集团虽然也是国有资产，不过在香港那边儿是按上市公司办法办理。我们的分歧虽然核心是资产争议，但在管理上也出现了一些矛盾。结果意味着我连发奖金都必须经过华润集团批准。董事会里他们占有六个代表席位，我们只占有五个。他们完全可以通过董事会表示意见，通过董事会批准就可以了。但是董事会通过的东西还让我上报？我是上市公司，我凭什么给华润集团上报，凭什么要华润集团批准啊？这违反上市公司的规定啊。虽然华润和华远都是国有资产，都持有香港上市公司华润置地的股权，但是，对上市公司的管理，还是应当按照上市公司的规定办才行。其实，我要在香港告他，他是没道理的。同时由于改为集团控股，集团不了解公司原来的情况，于是就要来审计等等，这样就出现了一大堆问题。

　　第三个分歧是“万科”的事情。收购万科公司，本来应该是我直接收购的。早在1997年第一次收购万科，是由华远收购，但没成功。后来，宁高宁用华润置地来收购，等于一个上市公司持有两个公司的股权。万科提出要发二十亿的债，证监会提出存在关联交易没批准。于是，他们就写了一个关于不存在“竞争性交易”的说明，说：万科是全国性的，华远是北京市的，不能出北京，所以没有竞争；然后又说，都在北京，万科仍有优先权。上市公告就是这么登的。这些他们事前都没告诉我们。于是，我就不同意了。我召开董事会，写了个董事会决议。港方的董事当时也签字了，在职的人都同意，等于是七票同意。因为在职的人都觉得，万科这么欺负我们，不行。我说，我要到证监会告你们。你们起码应该跟我们董事会商量。涉及我的事儿，你不跟我商量还行？华远怎么就不能出北京？而且为什么华远在北京拿地，万科还要优先？于是就开始闹起来。大概是2001年1月，我们几个华润置地的股东、董事在香港一起开会，从晚上九点钟一直吵到早上四点多，后来还是决定各干各的算了。我没意见，于是回来就做区里的工作，等区里批下来以后，我们就和他们签了分手的协议。2001年9月6号，我们两家正式协议分手。

　　分手前那一段时间，我确实栽啊，因为1999年利润大幅下降，没完成指标。宁高宁跟我说，有两种办法解决：一个是你们自己换总经理，一个是我们给你另请一个。我说，你们要换总经理就换，我没关系。我还把区委书记叫去一块儿吃饭，直接对宁高宁说，你把这个事儿跟区政府说清楚，要不然我辞职了，区政府还不知道。后来就这么定了，我就辞职了。2000年4月，华远就换了总经理。

　　当时宁高宁是想把万科和华远这两个公司合并以后，让我“升格”管两个全国性的房地产公司——万科、华远，但不再兼华远的总经理，实际上就变成华润的人了，在华润置地当总经理。其实，我本来就是华润置地的董事总经理，只是要我脱离华远，交给别人就行了。当时，宁高宁给我开出很高的工资，对这个建议，我没同意。我说：那不行，我不干。我宁愿要华远，我不拿华润的钱。后来，就这样分手了。宁高宁最后给我保留了个董事席位，说：你是华润置地的终身董事，给你顾问费，这边有什么事儿，你来帮忙。于是，我就签了个顾问合同，帮着他们选地啊、决策啊。这样大概拿了两年顾问费。2003年的时候，土地实行招标化了，我说：我不能拿你的钱了，我们之间老有竞争，投标啊、土地竞争，有很多项目，我们都同时去投标，让我怎么说啊？于是，我就辞了华润置地的董事，不拿这钱了。

　　大部分的合资企业，面临分家都会吵得一塌糊涂，其结果是两败俱伤。主要问题是有些人不接受“契约精神”。我认为，既然签了合约，怎样签的就应该怎样执行。就分手而言，我们跟华润创业是遵守合约的。我们也算是国内企业目前最成功的一个进入合资——进入上市——又把公司和平地卖掉——再把品牌收回来的企业。很多合资企业，合资以后被人家灭了，品牌也没了，大多是在两败俱伤的情况下分的家。我们是友好协商，和平分手的。当时，我们的股票价格并不高，但是对方给我的价格，超过净资产百分之十，符合国有资产转让规定。而且，我们的企业现在还叫“华远”，把品牌收回来了。现在，两个企业都发展得不错。像我们这样经历了合资、吵架，然后又分手，而且各自都干得挺好的企业，基本上是鲜有另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