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市前夜

　　我这人遇到的热闹事儿其实挺多的。像我们这个合资公司----“华润置地”在香港联交所上市就挺曲折。

　　我们最初合资的时候，开始是与光大合作。那是1994年8月31号，我跟光大签的合资协议。紧接着，9月4号我就跟北京市签了京通公路的协议，约定由我出钱修路，市里把京通公路旁边的地给我。刚签完字，光大就不干了。这下麻烦大了，没有他们的钱，我可拿不出资金去付北京市的钱。在此之前，我曾经与华润谈起过合作。他们也说过，干！项目合作还不如公司合作。这时，我就正好让华润把光大的股权接了。如果光大干了，他们就发大财了。

　　就在华润置地挂牌的前一天，出了两个插曲。一个状况是：香港联交所1996年11月通过我们上市。上市的前一天，11月7号晚上，证监会突然说不同意我们上市，非说我们没有经过他们的批准。第二天就要“敲钟”了，真急呀！在那之前，我们也到证监会跑了好几趟。但是华远只是把52％的外资部分上市了，中资部分没上市。证监会说，你们的资产没出去，这事跟你们华远没关系。搞得我们还没办法。后来，吴仪老太太自己跑到朱熔基的办公室吵吵半天，说华润享受外资待遇啊，它用不着跟你证监会报批呀。最后，还是朱鎔基表态了，说：这事要有问题是我的问题，不能让上市公司对外的影响搞坏了。证监会也没就脾气了，但还是要处理我们的会计师事务所和律师事务所，说要罚款100万，并取消三年资格。最后，证监会在开听证会时也把给他们的处理决定给抹了。

　　另一个状况是：那天11点多钟，香港八大报纸和联交所都接到一份举报，说任志强是犯罪分子，是“欺骗股民”，不能当上市公司董事长。公司上市之前，我们都是要签确认书、律师函的，要说清楚有没有犯罪记录这些事情。当时香港还没回归嘛，我们的书记是在英国大使馆宣的誓。宣完誓了，突然说我有“犯罪记录”，这不是造假吗？所以，下午1点钟，各大报纸、联交所都打电话来问我。我回答说，我是人大代表啊，人大代表本身就已经证实我没有犯罪记录了。可这么说不行，得有相关证明。于是，香港联交所通知公司，公司通知我，我们的书记为这事跑了一下午，各级都得去请示。请示完了以后，又跑到检察院去折腾半天，本来答应下午五点钟以前一定弄出来。结果，一直拖到五点半多，检察员再经过各级请示后，终于给出了个证明，说经过审查，证明我无罪，没有犯罪记录。检察院直接把这个证明发到了香港，给香港联交所确认。然后，我们的律师即刻给所有的报馆发函，说任何报纸都不能登这个消息，因为没有这事儿，如果哪个报纸登了，我们将要追究你们的法律责任。不过，后来还是有一家报纸登了，那报上说：前几天我们曾接到匿名举报信，说什么什么，后来经联交所核实，说没有这件事。其他的报都没登。这才保证了第二天顺利挂牌上市。

　　这件事儿到现在也说不清楚，也不知道是谁写的匿名信，发了十几封。

　　为这事，我们书记跟区里说过多少遍，区里说，这事没办法重新弄了，党内处分按照规定也没法给你取消。可你当了人大代表、政协代表就已经证明你没罪了。但是，人家联交所、香港人不理你那套，所以，最后还是由检察院出了证明。但是，以后像这样的事儿啊，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还会冒出来呢。

　　人民代表与政协委员

　　我当人大代表是很认真的。我们总公司当时是在新街口选区。跟我一个选区的另一位代表是个当居委会主任的老太太。我们俩还一起到她们居委会那一片儿，挨家走访，到单位去走访，征求意见。她都六十多岁了，还跟我挨着家走，告诉我：这家最穷，去这家，那家最穷，去那家。记得第一次走访时，那儿什么都没有，穷得不得了，得走出老远才能找到公用电话，太不方便了。公用电话对老百姓还是很有用的。于是，我就给她们那里安了两部公用电话。那时候，安部电话要五千多块钱吧，反正很贵的，还得拉电话线。我跟她们说，我出安装公用电话的钱，再收钱就是你们的事儿了。

　　还有件事儿，那时老百姓在大街上跳舞健身，我给买了收录机、磁带、喇叭。小区组织各种活动，就等于有音响了。那时候，音响设备不如现在这么好，有个收录机，再接个大喇叭就行了。这两件事儿，都是十四五年前的事了，选民们高兴得够呛，以后老想选我，还说，可找到个“财主”了，能帮选区干点事儿。后来，我们公司改为阜外这个选区了。有点什么事儿，居委会也跑来找。那时候居委会真穷，没钱。作为人民代表，当然可以向区政府反映，让区政府解决。可是小小不然的事儿，报区里，还有好几道关，一般来说，我们公司或者个人能解决了也就算了。

　　像我这种人大代表，企业的代表，大部分都要承担这个社会责任。因为选区是你这个企业所在地呀，周围选民共同选的你嘛。我们集团人多，基本上我们能得半数以上选票，但是你不能不照顾周围选民啊，你不能刚过半数就当选吧？一般都希望票数高点儿啊。所以，街道就出来做周围居民的工作。居委会主任就跟居民说，哎，我们选谁谁啊，他帮我们办了什么什么事儿。

　　人民代表是必须管本选区的事，比如，我是西城区人民代表，是西城区选的，我得为西城区说话，这是必然的。你要是新街口街道的，就得为新街口说话。人民代表是一层一层选上来的，代表只为选区服务，一个选区里，老百姓或者工厂、单位有什么意见，例如弄个公共厕所啊，弄个什么东西，遇到这些生活中的事儿，他们就把人民代表当真了。

　　政协委员则不固定区域， 没有区域限制。政协老组织“专题考察”什么的，一般都是大事儿。当然，如果人家知道你是政协委员，也有人来反映具体的问题。而且，你涉及哪个区的事儿都行。政协委员不是按票选的，是按“界别”划分的。

　　我的感觉，人民代表的水平、素质是低的，是在大平均数以下的。人民代表里头，水平、素质是高的高、低的低。很多现任的官员在人大里，像区长、副区长、书记、副书记，都是人民代表。但是，它底下还得有最基层的代表。人民代表选举有规定，必须有最基层的代表。最基层代表素质就很低了。你说，居委会主任，她除了要个公用电话或者什么，能想多少国家大事儿？西城区的规划，她能看懂吗？再比如，从工人中间选上来的，像什么清洁工啊，你再让他提高也提不高了。这种人比例占多大？很大，可能有三分之一。

　　政协委员，则大都是知名人士。不管他在哪个行业里头，他都是知名人士。即使他大的方面再不行，但在他那个行业里头还行。比如某个唱戏的，在他行业里也要有点儿名气。政协都是这种人。退休干部也很多，他们退下来以后，什么都不怕，反正最多混几年，所以敢说话。在人大代表里头，没人敢说，因为他还得继续当官儿嘛。这是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的典型差别。你看政协提案，提什么的都有，才不管你那套呢。而且学术界的很多教授也是政协委员。这样一平均，文化层次高得很。层次偏低的是那些个体户，可能捐个钱什么的就当个政协委员，也为了要有代表性嘛。但是他占的比例低，当然有些小老板什么的，跟我们这些人混在一起以后，也有个逐渐提高的过程。而人大代表里那些低素质的人，有些是再怎么也提高不了的。但是它规定了必须要有这么高的比例。

　　人大政协内部的比例，大致是这样的：政协委员里共产党占三分之一、统战的三分之一、社会群体三分之一。人大代表呢，是基层的三分之一，管理的大概三分之一，中间的那块，就是像企业、学校这些。基本上是这样分的。所以，人大代表里总有三分之一左右是层次比较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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