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源

　　一

　　我16岁初中毕业后，没有机会上高中。那时候，由于“文化大革命”，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上千万中学生没有继续升学的机会，也没有在城市工作的机会。在我的学校，全体同学全部作为“知识青年”被送进“广阔天地”。我们来到黄河边上，创建了自己的青年农场。从盖房子、打井开始，到开荒种地、养猪种菜，再到进工厂打工搞副业——在那些艰苦的日子里，我经历了人生苦难的第一课，在严寒酷暑的劳动中体验了作为农民的艰辛。我至今仍记得在下乡的第一个晚上，我和三位同学住在农民兄弟提供的四面透风的羊圈里，床单下铺着麦秸，上面盖着纸一样薄的棉被，熏人发昏的羊粪味道和刺骨的寒风替我们这些城里的孩子拉开了走向社会的序幕。四年间，我从一名不懂世事的初中学生，成长为主管生产的副连长。由于表现突出，作为“右派子女”的我在1974年被破格以“可以教育好的子女”的身份录取入伍，1975年被选送进入武汉大学经济系学习。

　　在大学的三年，时值文化大革命后期，政治动荡使学生很难安心读书，所幸我所在的武汉大学经济系当时被临时迁到湖北襄阳隆中，即当年刘备三顾茅庐、诸葛亮隐居和出山的地方。我们这群年轻的大学生们有机会经常在隆中怀古，诸葛亮高屋建瓴的天下大势分析给我们极大的启发，我常常站在碑刻的“隆中对”前体会古人的智慧，这篇中国古代版的“政治经济学”冥冥之中在我的思维框架中植入了某种宏观思维的印记，这种启迪在后来我从政和经商的生涯中起到了某种重要的作用。在这种人杰地灵的环境下，我读了很多书，从老师们的教学中获益极大，并且在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的毕业之年，在学校面向全国招生的条件下，以专业课第一名的成绩考上了武汉大学1978级研究生。

　　那一年也正是中国的改革开放开始的年份。在农村，从1978年到1983年进行的包产到户替代了人民公社制度，解决了农民的积极性和全中国人民的吃饭问题。从1983年起，开始了城市改革。这是一场极其复杂的改革，没有任何现成经验可循。在当时的中国，计划价格体系如同一张巨大、坚硬的钢丝网，窒息着国民经济的活力。在这种情况下，国务院为了制定科学合理的价格改革方案，专门成立了国务院价格研究中心，从各地抽调专家学者到北京工作，当时全国各省市参加价格改革方案测算的各级工作人员，估计达万人以上。而正在武汉大学经济系做教师的我有幸被选中参加了这项重要的工作。

　　在北京的日子里，我从许多老专家身上学到很多知识，由于工作接近国家经济改革决策中心，我先后在一些内部的研讨会上提出了一些对于价格改革的看法。1984年7月，我被邀请在中南海向国务院领导做了关于价格改革思路和建议的汇报。与我同时被邀请作汇报的还有正在清华大学读博士的周小川。我们两人的建议在会上得到肯定和高度的重视，由此启动了“两代人对话”的价格改革问题研究，即有经验的、从事计划经济多年的共和国部长们与刚刚从学校毕业甚至还没有毕业的年轻一代共事、共谋改革大计。这样，一大批崭露头角的中青年经济工作者进入经济改革和宏观决策的核心层面，开始发挥重要作用。在国务院直属部门之外，也有一批青年才俊研究价格改革问题，张维迎曾经就价格改革及放调价格写过重要的文章并在高层机构内部印发，这篇文章思想大胆、尖锐，产生过相当广泛的影响。

　　就在我做过价格改革汇报后不久，著名的“莫干山会议”召开。张维迎、华生等朋友都参加了这次会议。我也参加了这次会议并作了发言，分析了中国价格改革在经济改革中的中心地位，介绍了当时国务院领导在价格改革方面的忧虑与思考等高层内部信息，以及解决价格改革问题的几种不同的思路与战略选择。由于我当时的地位接近决策层，我的发言成了“莫干山会议”中重要的信息来源与讨论背景。在夏日的晚上，讨论热火朝天，极其有创见。在我们几方激烈争论过程中，以华生为代表的一批年轻人，综合了各方意见，明确、系统地发表了实行“双轨制 ”价格改革的意见和建议，此报告经过一位国务院领导送达最高领导，对于坚持和扩大双轨制作为实现价格改革的重要机制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莫干山会议”让我印象最深刻的不是会议内容本身，而是会议结束后我听到的一段话。当时，所有参会代表聚集在一起准备照相留念，一位后来担任高层领导的同志若有所思，乐呵呵地说：“这些人都是人才，但是过多少年，也许与‘五四运动’后差不多，有的做了大官，有的经商去当企业家，有的到了海外。”我当时听后深以为然。实际上这位领导的话，恰恰预言了一代中国年轻人的历史命运。二十年之后，我目睹一代优秀青年才俊在改革大潮中走上了各自选择的不同道路。

　　我个人历来没有从政的雄心大志，内心比较自由，追求自由的思考，追求机会去实现自己在社会中确定的目标，而不是去过按部就班的生活，尽管我曾经是圈内最年轻的司局级官员。自从我1986年参加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考察团在华尔街与期货市场结缘，并最终辞官下海推动中国期货市场发展，到今天为止，除了政府工作，我从事企业管理工作的时间大约有16年了。在这期间，我不止经历了将中国国际期货公司打造成行业第一名的全部创业过程，我还做过一家有3万员工、200多亿资产的国有企业集团（中国诚通集团）董事长，并在五年内将其扭亏为盈。我做过金融和实业，国有与民营，大企业与小企业。由于这种经历，我了解中国各种企业的里里外外，过去和现在，我与这个阶层结下了终生的缘分。

　　多年以后，有许多朋友还问我是否后悔当时没有继续从政，说心里话，我不是那块材料，有自知之明。我去做企业可以脚踏实地，把自己的设想变成现实，挑选、培养和使用大量人才，服务成千上万的客户，在世界上人口最多、发展最快的国家创造出金融行业品牌，这种难得的经历和成就感使我享受到人生的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