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华芳

    11月6日，原国务院副总理谷牧去世，享年96岁。

    谷牧少时受教私塾，阅《论语》《中庸》等传统典籍。后入读山东省第七（文登）乡村师范学校，受共产主义思想影响。1934年加入左翼作家联盟，为北平“左联”负责人之一。而后投笔从戎，投身兵运。新中国成立后，先任职济南，后调任中央，前后辅佐周恩来和邓小平主管经济工作，从武到文，力主推进改革开放，实验经济特区，是中国改革进程中的彪炳史册的先行者之一。

    从1978年到1988年，谷牧分管对外开放工作。穷十年之功，为中国经济从固步自封到融入全球化打下了坚实基础。1978年5月11日，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拉开序幕。次日，谷牧带团到达法国，进行对西欧诸国的考察。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而借鉴西方经验推动中国实践，正与真理标准大讨论相呼应。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并没有多大困扰谷牧，这位实践者在考察团后来的报告中提出了切实可行的经济方案：为了更大规模地引进国外技术设备，要有灵活的支付方式；在外贸体制上，应给地方、各部以一定的权力；必须进行科技为主导的工业革命；加强技术交流，尽可能多派留学生到国外学习等。该报告意见与另外两份分别考察港澳和考察罗马尼亚与南斯拉夫的报告一起，奠定了改革开放初期的政策思路雏形：学西欧的科技，引港澳的资金，参考南斯拉夫计划与市场并行的经济体制。

    而落实改革初期政策实践的，则是“经济特区”。1979年5月，在对广东、福建进行调研后，谷牧提出经济计划以省为主，赋予广东福建较多机动权；财政划分收支，新增收益较多留在地方；在深圳、珠海、汕头和厦门各划出一定区域办出口特区，优惠税率，吸引外资（FDI），发展出口商品的生产。当然，要落实这些方案并非一帆风顺，不过得益于邓小平的强力支持，谷牧的方案虽在其后的改革实践中有变化，但其设想无一例外得到了落实，甚至改革的实践比谷牧的设想走得更远。

    改革至今，实践已远甚于谷牧设想，尤其是在FDI和发展出口加工业方面，更是如此。甚至已到了开始反思FDI政策和出口导向型产业政策弊端的阶段。在消费方面，中国内需增长极其缓慢，以至于不得不动用巨大的财政投资来维持当前的增长。但这种模式的不可持续性也是显而易见的。改革的重点和难点都已经从谷牧当时关注的地方转移，但依旧可以从谷牧曾经的设想中获得启发。

    谷牧的经济见解中被低估的部分是其关于“向地方放权”的思想。改革开放除了对外开放之外，按照谷牧的设想，也应该推动地方自主，推进“对内开放”。1984年，谷牧曾在任仲夷的陪同下考察深圳模式，与最早推动中央给予广东自主权类似，谷牧对给予深圳自主权成就深圳速度表示认同。事实上，在谷牧最初对广东福建两省的考察报告中就提出了“财政包干”的思想，新增收益较多归地方，这样才有利于调动地方的积极性，朱镕基时代的财政分权改革，也正是延续这一思路的产物。也就是说，推动地方自主和对内开放，是中国未来改革可资借鉴的。

    当然，更重要的是秉承谷牧一生不唯书不唯上的认真，和不冒进不停滞的执着，“日拱一卒”，持续推进中国的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