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在国内石油行业，两大集团有50%的加油站却控制着100%的成品油资源，山东地炼、延长地炼其实也都在两大集团控制中。而国内成品油价格居高不下，真正的原因是民营石油企业没有资源参与竞争，发改委下发文件通知要求两大集团给民营石油企业施舍一些资源，这岂能叫平等竞争？

　　再就是选择项目投资上，大凡遇上国企、央企，民企只能退避三舍。因为央企、国企身后有各级政府和强大的国有银行做政策和资金的后盾，中小企业不可能有这样的待遇，更没有机会参与。

　　基于此，假设在石油业中，将那些被两大集团垄断的还未开发的油田交给民营企业去勘探开发；假设将两大集团垄断的炼油厂拿出几个来股份化并使其产品进入成品油市场；假设让山东地炼、延长地炼可从国外将一小部分非国贸易的原油购入自行炼制投入市场；假设也允许央企内部竞争，中海油、中化集团可将自己的原油、成品油或进口的原油、成品油投放国内市场，可以毫不犹豫地断定：国内油价可降低30%-40%，中小民营石油企业一定会为发展繁荣石油市场作出贡献，也不会出现今天的“煤油荒”、“批零倒挂”。

　　“新政”难破体制障碍

　　齐放始终认为，“非公经济36条”、“新36条”这些新政策之所以不能有效实施，追根溯源是我国体制障碍造成的。而我国改革开放30年的巨大成果和眼前的经济繁荣以及金融危机从容应对，相对减弱和淡化了政治体制、经济体制改革的紧迫感、必要性。

　　纵观近代世界，各国都有过阶段性的辉煌，从葡萄牙、荷兰、西班牙、英国、法国、德国、俄国到美国、日本的崛起，后来又有许多前期发达国家逐步让位给后崛起的发展中国家，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但缺少继续改革发展的动力是共同的。

　　伴随我国生产力的发展和我国经济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能否继续推进政治、经济体制改革是保持国民经济持续、稳定、高速发展的重要课题。历史唯物主义告诉我们，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有什么样的生产力、经济基础，就有什么样的生产关系、上层建筑。而生产关系要适应生产力发展水平，同时生产关系、上层建筑对生产力、经济基础具有巨大的反作用力。

　　从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改革开放，到1992年中共十四大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我国经济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而当时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其中的一大主题就是对国企的改革，“放权让利”、“承包经营”、“抓大放小”、“国退民进”、“股改上市”等等。而正是由于对国企的改革和绝大部分国企退出，使民营经济、中小企业异军突起，从而创造了中国经济长期持续、快速发展的奇迹，创造了今天的繁荣。

　　然而，必须清醒地看到，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相对滞后，经济体制改革的不彻底，使民营经济、中小企业在发展30年后的今天再次遇到体制性障碍，4000万家中小企业的发展构成新的生产关系，需要上层建筑的保护，需要有完善的民主法律制度作保障。而在经济体制上，要求政府继续开放市场，打破行政、行业垄断，提供公平竞争的市场和公平竞争的机会，《反垄断法》和“民资新政”这样的法律政策面对体制性障碍是不能解决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