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普利：我想，现在是雇主培养员工忠诚度的一个机会。你应该将忠诚视为一个互动的过程。雇主做了什么保护员工的事情呢？有些企业确实这么做了。对雇主来说，现在是培养人才的好机会。有很多企业辞退了员工，从而留下了很多需要完成的工作。所以对资历较浅的员工来说，现在也是承担高端工作任务的机会。在这种背景下，你可能只是给他们的工作加码，或者只是用工作把他们“埋起来”，这种方式并没有什么好处。

    但是，如果你采用目的明确的方式增加他们的工作量，给他们一些切实的辅导，在他们扮演资深角色时给他们一些帮助，就能扩展他们的工作范围了。这种方式对某些员工来说确实大有好处，比如有利于他们承担某些高端的工作，应对更富挑战性的任务。现在，我从很多雇主那里听到的担心是：当经济复苏时，他们怎么才能“回填”这些职位呢……他们可能希望在组织内部解决，但是，除非你让自己的员工以某种方式做好准备，否则，你就无法达到这一目的。

    米斯西马拉：现在也出现了与诉讼相关的“反向效应”（boomerang effect）：如果你因为经济衰退而大量裁员，那么我们都会看到就业协议种类或者“人力裁减”（reduction in force，简称RIF）协议种类的增加。我将其归咎于无所不在的“附加因素”（fudge factor），为此，遣散费和“解除协议”（release agreement）（也称为“清算协议”）的形式得到了非常广泛的应用，数量极为庞大的员工在面对经济发展非常缓慢甚至衰退的所有症候时，也都接受了遣散费的形式，并签署了弃权协议和解除协议。

    这就是现在大量发生的情形，对公司来说，制订目的明确的某种形式的解除协议一揽子计划已经成了普遍现象。一方面，这种形式显然会增加实施“人力裁减”计划的成本，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些成本会使人力裁减计划的目的落空。另一方面，因为有附加因素，这种操作形式也覆盖了解除协议过程中可能会出现的所有问题，因为有如此之多的员工签署了解除协议……尽管我们有时候也能看到源于对弃权协议和解除协议的异议而发生的官司，不过，比起以前的情形来，在目前这场经济衰退中，对解除协议的广泛接受，可能在实际上减少了诉讼数量的上升。

    沃顿知识在线：菲利普，我把下面这个问题提给你。我们都看到过这样的报道：律师事务所推迟了职员第一年晋升为初级律师的时间，并削减了工资。我想，这种情况很可能也在其他知识型组织——比如，咨询顾问机构，等等——中发生。而即将通过的医疗保健改革方案，也可能会以某种形式影响到医生这个职业，以及他们的收入水平。那么，你发现——或者说，你认为自己会看到——去学这些专业的学生出现了什么变化吗？薪水的减少以及职业声望的降低，会改变学生学习这些专业的动机吗？

    米斯西马拉：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难以回答的问题。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要取决于目前这场经济衰退到底会持续多久。不过我想，全国所有的律师事务所——这一点也适用于大多数企业——都有同样的忧虑：其他雇主已经深陷最近这场经济衰退之中了，那么，你怎么以一种负责任的方式来应对协议的需求呢？当你的企业一直关注人才，一直专注于以不同于同业、同时也优于同业提供服务的能力时，你应该怎么处理裁员问题呢？

    卡普利：是的，菲利普的事务所在这一环节就进行了非常有趣的尝试……他们找到某些初级律师，向他们承诺，当市场复苏时，就让他们回来，并给他们做了这样的安排：拿很少的工资——一半工资，在某些事务所，工资不到一半——用一年的时间去做无偿的法律服务工作，或者在其他领域工作，不过不是在事务所。做这些工作能帮助他们学习技能，同时，在一定程度上，也有助于事务所声誉的提升。你可以将这种方式视为未来律师的“买入选择权”，是不是？所以，从根本上而言，他们只是用一定的金钱将这些初级律师的工作推迟了一年，这样，一旦下一年业务回升，就可以“随时取用”他们了。

    这的确是个非常聪明的想法，无论从哪个方面来说都是个好事情。一方面，员工得到了从事既有利于自己也有益于社会的工作，他们也无需袖手旁观一年、巴望着有朝一日回到市场了；另一方面，为聘用到最出色人才而头疼的事务所，则得到了这些在“后方待命”、一年以后即可“上船”的员工。这的确是平衡各方利益非常聪明的一种方式。

    米斯西马拉：彼得没有回避人们对这种方式的冷嘲热讽而使用了“聪明”这个词汇。我更倾向于“创新”这个词语，我想，就努力以负责任的方式对待新来的律师来说，就以负责任的方式对待客户——那些继续关注以更少的资源做更多工作的律师事务所的客户——而言，我们的事务所确实做了某些创新性的工作。此外，以负责任的方式参与大量的公共事业和公民事业事务——那些是我们恰好擅长的事务——也具有实际价值。所以，我想，除了聪明之外，不时做些正确的事情确实是有价值的。这就是我们努力在做的。

    沃顿知识在线：我想再问你们一个关于律师事务所的问题。有人认为，为了更好地控制成本以及削减其法律事务的成本，更多的法律工作应该而且也将会在公司内部完成，对大型法律事务所来说，其商业模式因此而受到了冲击。那么，大型律师事务所如何据此调整呢？

    米斯西马拉：很长时间以来，这个问题一直在循环出现。人们认为，更多的工作在公司内部完成，你就可以节约金钱，而且还能减少对外部律师事务所的依赖性。彼得可以对此做出评论。总体来说，这种方式也适用于时常外包出去的其他工作。所以，在有些时期，在公司内部完成的法律工作增加了，可在有些时期，公司意识到，与庞大的法律人员队伍相关的费用又太高了。因此，这个循环会不时重复和消退。

    律师和律师事务所现在面领着两个挑战。一，像所有人一样，律师所也必须以更少的资源完成更多的工作，也必须找到更有效、更富效能的途径，以更少的资源提供水平更高的服务。二，更出色的事务所正在将目前的经济状况当作一个机会，一个真正“向内聚焦”（focus inward）的机会，它们会自问：“我们为他人提供的服务是什么呢？我们为他人提供服务的价值是什么呢？我们怎么才能做得更好呢，尽管这需要我们以不同以往的方式来完成工作？”

    沃顿知识在线：在今天的这种经济形势下，你们两人给公司高管和员工的建议各是什么呢？菲利普，你可能会说，他们应该将这种经济状况当成机会，就像你刚才谈到的，公司高管应该审视自己的运营方式，看看是否可以发动变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