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一鸣:中国经济50人论坛成员,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宏观经济研究院副院长,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博士生导师,中国人民大学兼职教授,中国宏观经济学会理事、中国区域经济学会常务理事。 1989年毕业于南开大学,获经济学博士学位,毕业后长期在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工作。1993-1994年欧盟中欧研究中心和比利时老鲁汶大学应用经济系访问学者。
●未来一个时期,中国经济会进入一轮调整期。调整的任务主要是要化解过去积累的矛盾。有两个基本的任务:
第一,提高最终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的贡献。
第二,提升科技创新和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
●未来的转型,主要是解决三个方面的问题:
一个是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更重要的是需求层面的调整,收入分配结构的调整。
第二,要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战略性转变,改变对投资和出口的依赖,改变对低成本资源和要素投入的过度依赖。
第三,体制改革的战略性突破,为增长方式的转移,为经济结构的调整,创造一个有利的制度条件。
中国经济50人论坛、新浪财经和清华经管学院联合举办的新浪·长安讲坛第162期不久前召开。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宏观经济研究院副院长王一鸣发表主题为:“结构调整与转型———后危机时期中国经济发展”的演讲。他表示,中国经济本轮的调整主要是受制于内部的约束,而不是外部的冲击。因此,中国经济要想在未来继续保持平稳较快增长,应主要从内部的结构调整与转型入手。
中国经济调整主因在内不在外
王一鸣说,改革开放30年,中国经济可以用一个很简要的词概括:高速的增长期。年均的增长率9.8%,比全球3%左右的平均增长速度要高得多。
尤其是从2001年以来,中国延续了一个改革开放以来持续时间最长的经济繁荣期。从年度的增长率来看,持续了7年,在2007年第二季度达到了顶点。随后,从2007年第三季度开始,中国经济季度的增长率开始逐季的回落,持续了7个季度。也就是说,中国经济这一轮增长的调整,早于去年第四季度开始的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因为金融危机首先要冲击金融部门,西方国家都是投行全军覆没,大量的金融机构持有有毒资产,金融市场的功能基本丧失。但是在中国,金融部门受到的冲击不大。相反,由于西方国家金融机构缩水,中国的银行和金融机构的相对地位却大大提升了。比如中国的工商行、建行、中行,曾经跃居全球前三位。所以说中国要调整和转型。主要是因为中国经济内部的结构性变化。
中国经济持续30年的高速增长,原因很多。从哲学意义上,有六个方面是值得讨论的。第一个,中国的改革模式是特有的,是渐进的改革和增量的改革,先培育一块市场化的增量,再倒逼原来的这块存量,渐次推进。第二就是最近十多年,人力资本的外移和研发投入的增加对经济的高速增长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中国最近几年高等教育的招生模式,让国内的人力资本积累速度加快。中国去年毕业的大学生有631万人,超过北欧除了瑞典以外其他任何一个国家的人口。第三个是所谓的消费升级和消费改革。中国的消费升级无论从哪种意义上都是革命性的改革。北京的汽车保有量已经要达到400万辆了,增长势不可挡。第四,中国特有的规模化的工业化。中国属于大规模经济体,它在推进工业化的时候,与小国推进工业化相比,由于规模化,有很多优势。比如说可以去分摊成本。再比如说在企业成长时期,可以先面对国内市场,在国内市场有一定的成长期,成熟以后再进入国际市场参与竞争。第五是城市化和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中国的城市化造成了1亿6千万人的流动人口,这种规模近代经济史上还没有过。这么大规模的人口进入城市,由于生活方式的改变形成的对消费品的需求,对基础设施和公众服务的需求,也是史无前例的。
最后值得讨论的是中国最有特色的一个东西,就是政府积极有效的参与发展进程。这个可能最具中国特色。这种地方间的竞争机制,是中国经济增长动力里面非常重要的东西,西方国家绝对没有。地方之间的相互竞争,主要表现为地方政府间的竞争,互相像比赛一样的。
再从经济的层面上看,可以用索罗模型做一些测算。1979-1997年,从要素的角度,中国经济增长最主要的贡献来自于资本,占了53.5%。劳动的贡献是25.3%。本世纪以来,资本投入的贡献在增加,劳动的贡献在下降。所以我们说中国经济增长的模式,具有两个基本的特征,这也是两个基本的约束条件。
一个约束条件,是经济增长对资源和要素高强度投入过度依赖。由于这种依赖,随着经济规模的速度扩大,资源和要素投入的越多,供需的矛盾就越大。第二个就是对外部需求的过度的依赖。或者可以说是对投资和出口的过度依赖。数据显示,2001年到2007年,中国的GDP平均增长率是10.2%,相对于以往速度提升了3.6个点。但是在这3.6个点里面,外需的贡献是63.9%。也就是说中国经济的增长在本世纪以来加速了,但是加速的主要因素不是内需提升了,而主要是外部需求形成的拉动力。在本轮全球金融危机以前,全世界的经济增长也处于一个黄金时期,年均增长率在2003―2007年是4.9%,是二战以后最高的时期。所以,正是由于外需的拉动,使得我们本世纪以来经济也有了一个加速。
这两方面特征同时也是两个约束条件,就是说中国经济能不能持续,重要的就是看外部市场能不能允许你继续这种扩张;还有资源和要素的供给能不能保证你延续这种高速的增长。然而到了去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了。金融危机使得这两个约束条件迅速的强化,矛盾和问题开始凸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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