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昕（北大政府管理学院教授）

近来，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下称“仁济医院”）正尝试着通过引入社会资本的方式，发展壮大。这家上海的老牌三甲医院，将位于浦西的仁济西院进行股份制改造，通过转让50%的股权，既引入来自国内医院投资公司的资本，也成功获得约翰·霍普金斯医学管理公司的参股。经过改制的仁济西院定位于营利性高端医院，实行董事会领导下的院长负责制。由于定位于营利性医院，股改后的仁济西院据说不能成为医保定点医院，同时仁济西院的医疗服务收费将3倍于现在的价格。位于浦东的仁济东院依然维持现有体制。

这则新闻在媒体上引起了一阵小骚动。一家公立医院居然要开一个“贵族式”分院，这种螃蟹居然有人敢吃？一些质疑者又祭出“社会公益性”的大旗，再一次将民营医疗机构的发展与医疗卫生事业的社会公益性对立起来。

很多人将医疗卫生事业的社会公益性等同于国家包办包管公立医疗机构，并且进一步强化公立医疗机构已经拥有多年的垄断地位。与此同时，一些民营医院的发展受到广泛漠视、歧视甚至打压。某些地方的卫生行政部门甚至暗中希望民营医疗机构自生自灭。

然而，包办包管公立医疗机构的做法并不能完全带来“社会公益性”。君不见，部分农村、边疆和山区的公立医疗机构数量少、水平差，基本的医疗服务对那里的人来说，是高度不可及的。这是中国医疗体制社会公平性低下的集中体现之一。

造成这种局面的根本原因，在于政府长期以来维护公立医疗机构的主导性。由于政府财力是有限的，大城市、大医院具有全方位的优势，以争取政府医疗卫生资源的倾斜。与此同时，医疗卫生技术人员，尤其是其中的佼佼者，也总会想方设法从农村流向城市，从小城市流向大城市，从经济不发达地区流向发达地区。如此一来，拥有人财物和地理优势的大医院自然会吸引大批患者前来就医，因而变得拥挤不堪。大城市的大医院又有了充分的理由要求政府追加投入。由此，中国的医疗服务体系出现了某种非良性循环，即大城市的大医院越来越强，也越来越拥挤；而基层的医疗机构，尤其是农村的医疗机构，相对来说越来越差。

我国医疗卫生资源过于集中于经济发达地区和大城市的结构性问题，主要不在于政府投入不足，而是社会资本进入医疗卫生领域受限。事实上，国内外大量民营资本正在等待进入医疗卫生领域。如果在市场进入上放松管制，那么大量营利性资本和非营利性资本就有可能在经济发达的沿海地区和大中城市投资建立各种类型的医疗机构。一旦如此，原本流向这些地区的政府资源就可以节省下来，可以更多地投入到农村、边疆和其他祖国最需要的地方。

在市场资本和社会资本充足的地方，政府投入可以相应地减少。有限的政府资源可以更多地投入到市场资本和社会资本不足的地方。好钢要用在刀刃上，政府的职责应该是弥补市场不足、矫正市场失灵。因此，应该考虑将一定的资源投入到农村去、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目前，有限的政府医疗卫生资源反而涌向了大中城市，涌向了沿海发达地区，这是非常不正常的现象。

可以说，放松管制，促进民营医院和其他医疗机构的发展，正是促进我国医疗卫生资源配置合理化、均等化、公正化的必由之路；不利于民营医疗机构发展的相关制度环境，正是导致医疗卫生服务供给体系社会公益性不足的原因之一。

因此，破除阻碍民营医疗机构发展的陈旧观念，打破各种条条框框，正是中国新医改之“新”的所在。正是在这一点上，上海仁济西院开辟了一条新路。至于说，营利性的、面向高端人群的仁济西院与非营利性的、面向普通民众的仁济东院如何相互独立运营，如何体现多种制度的并存，如何相得益彰，我们相信，仁济医院董事会及其聘请的CEO范关荣院长，自然有足够的智慧加以妥善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