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日韩领导人会议上，鸠山自言“日本过去过于依赖美国”，“东亚共同体”的愿景到底是鸠山用来抗衡前政权“追随美国”外交政策的表演，还是日本从“亲美入亚”到“脱美入亚”的实质性豹变？主打“东亚整合”政治方向的鸠山能借此摆脱“人气高、底气不足”的局面吗？其背后的战略架构又是怎样？而“东亚共同体”从愿景变为现实的关键在哪？10月15日，《环球财经》记者带着这些问题，采访了本刊编委、中国社科院日本经济学会理事白益民先生。这位以《三井帝国启示录——探寻微观经济的王者》和《三井帝国在行动：日本财团的中国布局 》两本著作，揭示日本财团（特别是三井财团）近年来在中国乃至全球的强力扩张活动的日本问题研究专家，以其独特视角，为我们一一解读。

　　白益民：不突然。早在2004年5月18日，日本就成立了“东亚共同体评议会”，由官产学各界和各大智库综合组成。并在那年8月，推出了《东亚共同体构想的现状、背景和日本的国家战略》的政策建议报告。如今被称为“民主党智囊”的三井物产战略研究所会长寺岛实郎在2005年曾提出“亲美入亚”论，即所谓日本的“身体在亚洲，大脑在美国”，高端技术要跟美国合作，产业要布局在东亚，以此为“入亚”做舆论准备。

　　日本为“入亚”所作的战略准备由来已久。其日程表是：先跟东南亚国家、韩国以及中国台湾地区合作，搞自由贸易区，最后再跟中国大陆合作建立东亚共同体。回顾历史，日本实际上是在区域布局已经成熟之后，再趁着这次金融危机，在中国等各方面对成立共同体、加强经济区域合作的必要性有所共识时，才因势而动。

　　在东南亚金融危机后，日本一直在进行其全球性产业布局。所谓“失去的十年”，其实只是在其本土，而在全球，“日本株式会社”产业布局的步伐从未停歇。这个战略布局需要一个大后方，那就是东亚地区。日本因其国内市场狭小、资源稀缺、人口老龄化引起的劳动力匮乏，需要把产业从本岛扩张到全球。布局越广，产业越大，风险就越高，需要战略后方的支援，需要有人接管其一部分产业，需要有人分担风险。早在70、80年代，日本已经开始把中低端产业向韩国、东南亚转移。因而日本最初提出东亚共同体的概念，主要目的并不是金融合作，而是希望把东亚各国整合起来进行产业分工。实际上不仅是东亚国家，日本在印度、澳大利亚、新西兰也已经营多年。日本在倡导建立东亚共同体时，坚持要把印、澳、新拉进来搞10+6，一方面固然是因为东南亚金融危机殷鉴不远，避免形成对抗，免遭美国的打击；另一方面也是为了扩大了其整合资源和产业的范围，而历史上印澳就包括在日本“大东亚共荣圈”的战略构想之内。这实际上还是当年“大东亚共荣圈”的战略思路，只不过其时用的是刺刀，如今用的则是日本综合商社的经济组织能力。

　　可惜人算不如天算，中国强势崛起，在某些产业上与亚洲“四小龙”形成竞争关系，这在一定程度上打乱了日本原构想的东亚秩序。而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加上过去10年中国经济遵循美国模式并与美国经济捆绑在一起，再加上中日关系恶化，打乱了日本实施其战略的进程。但这次金融海啸又给日本提供了实现东亚共同体的契机。10年来日本一直在中国进行产业布局，在金融危机过程中又收购一部分欧美投行，实际上是在为其全球战略做准备。所谓东亚共同体就是一个经济利益共同体，大家抱成团分享利益。

日本欲做利益共同体的主导

　　《环球财经》：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分享利益谁都愿意，但利益分配由谁主导？

　　白益民：这个共同体如果即刻实现，那么利益的主导者一定是日本。为什么？因为日本独特的发展模式。“二战”后的日本，百业凋敝，极端缺乏资本，但日本并没有开放市场，吸引投资，指望外国投资者来解决本国问题，而是于1946年成立了经济安定本部，也就是后来的经济企画厅。

　　战后日本的变革并不导向一个产权清晰、自由竞争的市场化经济体系，相反，产权集中程度比战前更甚，财阀垄断转向了政府垄断。改革手段也不是采取宏观调控政策，基本以直接行政干预为主。日本战后经济重组结束后，日本的大企业有国家股、个人股，各企业间也相互高比例持股，纠缠不清，同集团的经营者结成社长会。这使得企业性质既非国有，也非私有，而有些类似我国的集体所有制。

　　日本这种模式既是资本主义又是社会主义，又两者皆不是，可以称为会社主义或企业主义。日本整体上就是一个企业，叫“日本株式会社”。 日本财团本身又是产业、金融、商业的结合体，是个海、陆、空三位一体的结构，海军是商业，空军是金融，陆军是产业。日本财团一有动作，三军用命，进行立体化商战。日本整个产业采用护送船团方式，即协调统一发展，不是某个行业超常发展，也不让另一些行业掉队。总之，日本的经济政治体制是以计划为主导的体制。在这种体制之下，日本财团具备极强的产业组织能力和战略能力，而这也是我个人认为日本欲占据“东亚共同体”主导地位的底气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