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球财经》：我们关心的是，中国在所谓的东亚共同体中利益何在？

　　白益民：中国所需考量的问题有四：一为市场，二为投资，三为资源，四为技术。

　　论市场，日韩市场基本对外封闭，中国市场对欧美的开放程度较高，如若东亚共同体形成，那么开放的中国市场如何应对封闭的日韩市场？

　　论投资，美国以金融资本为主导，多愿自由流动以逐利，中国正可利诱巨额资本流入；而日本以产业资本为主导，吸纳日本投资还有多少潜力可挖？

　　最关键的是资源问题，因为未来中国发展最大瓶颈是资源。目前全球资源已经瓜分殆尽，中国企业海外敛矿四处碰壁，而日韩还在与中国抢资源。日韩经过数十年产业布局，实则不缺资源，其与中国叫板者，目的在于在占领产业链上游，以掌控未来东亚共同体的主导权。

　　论技术，其实中国没有技术，买别人的技术没意义。应用型技术日新月异，且今日之技术实际上是一个“专利池”的概念，也就是一个技术组合。哪怕买来一两项技术，彼方也可用“专利池”里其他配套技术来限制你。以往中国采取所谓的“用市场换技术”策略，后来证明基本失败。市场丢了，技术并没能换进来。最典型的例子是中国的彩电企业。打的是民族品牌，在关键技术上，却仰赖日本鼻息。中国在制造业上获得的是最低端的利润，最核心的技术利润，被掌握核心技术的日本企业拿走了。

　　而且日本通过整合韩国、台湾产业，多方位从中国大量“吸血”。中国对日韩的贸易逆差以及对欧美顺差，恰恰说明了这个问题，实际上是中国替日本背了造成美国贸易赤字的黑锅。中国从西方得来的贸易顺差，通过对东南亚各国的贸易逆差（而日本对这些国家为贸易顺差），最终源源不断流向日本。

　　因此，如果东亚共同体即日实现，日本将成为其最大的受益者。日本的寄生式产业战略，就像“吸星大法”一样源源不断地从其产业布局整合进来的每一个角落吸取能量和资源。而中国则不行。

　　《环球财经》：果真如此的话，没有中国的参与，东亚共同体的构建前途黯淡。

　　白益民：中国当然有从东亚共同体获利的可能。只是在共同体最终形成之前一定要建立起自己的“产业军团”，这样与日韩财团形成平等、平衡的关系。目前我国企业单兵作战，大多数出去一个被拍死一个，比如中国在高铁项目上的谈判，是铁道部下属一家企业与日本的财团谈判合作，犹如以游击队去应对对方的军团，这样怎么可能在谈判、合作中占据主动？如果能把我们的“游击队”整编成“军团”，与日本财团形成平等合作的关系，我们就不会成为利益共同体中的最底层，也就可以从共同体中获利，比如分享日本从全球获得的资源，也可以与日本合作获得新的资源；在技术上也可以消化日本技术，甚至合作开发新技术、新产业，去欧美市场拿项目。

　　东亚共同体最终能否建成，在于中国的态度以及经济组织能力。目前日本的综合商社已经具备在全球的组织能力，成为全球的产业组织者。中国要奋起直追，重执东亚牛耳，我们应该在产业资本上向日本学习，在金融资本上向上世纪90年代前的美国学习，而不是一边倒地学美国，这样才可能真正做到大国崛起。

　　“亚元”前景取决于

　　中国国民心理承受力

　　《环球财经》：伴随着东亚共同体的提出，“亚元”这一概念也同时抛出，您如何看待其前景？

　　白益民：坦率地说，在人民币未强势前，日元就是亚元。如今中国有着庞大的外汇储备，也有自己较为雄厚的产业基础，应该说，已经具备了世界货币的价值基础，只是未全面流通而已。随着中国的崛起，日元已不能在亚洲货币中占据主导地位，同时出于避险的考虑，鸠山抛出“亚元”的概念也算适逢其时。

　　不过，我个人认为，在中国很难形成“亚元”的形态，在民众意识中，人民币是一个大国符号。欧元之所以成型，前提是法德两国大国意识下降。“亚元”概念的提出，对中国国民的大国意识是一个很大的冲击，我个人认为其前景取决于中国国民的心理承受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