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宾：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副秘书长 张立群

    花旗集团大中华区首席经济学家 沈明高

    苏格兰皇家银行大中华区首席经济学家 Ben Simpfendorfer（贝哲民）

    社科院金融所货币理论与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杨涛

    据上海证券报报道，今年以来，在政府大规模财政刺激下中国经济增长取得了较好的成绩。然而，单纯依靠政府公共投资支撑的经济增长难以持续。与此同时，一旦欧美等经济体复苏步履蹒跚，中国经济也很难再搭上外需增长的便车。在保持经济增长的同时，进行经济增长结构的调整，鼓励民间投资和私人消费，对于我国经济可持续增长有着重要意义。

经济结构性调整需要中长期政策

    上海证券报：今年以来，按照“保增长、扩内需、调结构”的总体要求，国家制订和出台了一系列产业调整、结构调整的政策措施。你觉得这些措施效果如何？对GDP的拉升、经济结构调整起到了哪些作用？我国经济目前仍存在哪些结构性问题？    

    张立群：我觉得刺激经济的这一揽子计划最主要的作用是，支持中国经济较快地进入回升轨道，这在第二季度经济增长的实例中表现得很鲜明：二季度我国GDP增长提高到7.9%，国内需求增长明显加快，消费也比较活跃，特别是在消费结构升级、汽车和住房的购买等方面表现得最为鲜明。所有这些都和“保增长、扩内需、调结构”的一揽子计划有着非常紧密的联系。

    从中国经济增长来看，目前最主要的问题还是经济增长速度的问题，这是一个短期问题，也是最紧迫的问题。而结构问题应该说是一个长期存在的问题，它需要通过一些中长期的政策和措施来逐步加以解决。现在并不是说我们的经济结构问题在经济回调的过程中表现得更为突出了，而是说这种经济回调过程可能是经济结构回调的一个契机，要把它把握住。所以现在对于结构方面的问题，不是认识这些问题在当前怎么加剧，而是认识如何把握这个机遇加快结构调整。

    沈明高：就“保增长”的目标而言，目前中国GDP增长高于市场预期，今年年初市场预期今年GDP增长“保八”比较困难，但是现在市场普遍认为“保八”还是没有问题的。我们预计今年中国GDP增长为8.7%，超过政府年初时设定的目标。调整整体经济增长结构，需要把原来依靠投资、出口转为依靠消费。“扩内需”的话，从扩大投资的角度来看，目前已超额完成该项任务，而问题在于内需的不平衡在加剧，消费的不平衡和比重也在下降。需要指出的是，“扩内需”不能单边突进，必须投资和消费一起推动，否则未来产能过剩等压力会更加明显。

    贝哲民：中国经济增长正在加速，但增长质量令人担忧。对于目前的挑战，财政刺激只能提供一个暂时的解决方案，国内需求必须弥补外需下降带来的缺口。上世纪90年代的经验很有借鉴意义。亚洲金融危机之后，政府也开始着手于财政刺激以恢复经济增长，但是，中国经济恢复增长并非由于财政刺激的单一作用，而主要是由于进行了结构性的改革。包括房产私有化、加入世贸组织、国有企业改革、以及电子制造外包服务等。

    就目前而言也是如此，单一的财政刺激并不能维持可持续的经济恢复，政府政策必须致力于类似90年代的那种经济结构改革。私人消费最终需要在经济增长中占据重要地位，尤其是农村地区私人消费。然而，中国的财政刺激似乎要持续很多年，并非几个月，这样中国经济再平衡过程中仍可能存在就业率和收入增长下降的风险。  政策调整应关注经济增长质量

    上海证券报：国务院常务会议1日通过了抑制部分行业产能过剩和重复建设、引导产业健康发展的决议。这是否说明目前的宏观调控政策重心有所转移？这对应对产能过剩、重复建设将起到怎样的效果？　　

    张立群： 抑制过剩产能是抓住机遇、优化结构调整的一个重要举措。在目前的产业发展中，一个是市场在起作用，另外一个是政府的作用最近正在强化，特别是4万亿元投资、以及各级地方政府的投资，在“保增长”的过程中，政府的参与程度是在提高的。政府的投资可能会导致未来不顾市场销售情况的重复建设，因此国务院会议要抑制这些产能过剩行业的建设，我个人理解，主要是针对各级政府的投资行为，使这些投资进一步用在刀刃上，不要出现低水平的重复建设，这对提高政府投资的效益也是非常关键的。

    沈明高：现在更重要的问题是如何解决产能过剩问题。我们的担忧在于，处理产能过剩的过程中也存在着挤出私人投资的风险，这与“调结构”的方向其实是相违背的。比如，部分地区出现的大企业不断兼并小企业、成为更大企业，国有并购私营企业，或通过环境污染标准等指标来关闭中小企业等，易出现“国进民退”的问题，这从长期来看也不利于鼓励民间和私营投资。从政府的角度来讲，政府应该创造一些条件，让市场来淘汰一批落后产能行业企业，尤其在新批准项目时一定要考虑到产能过剩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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