贝哲民：目前经济政策调整应关注于经济增长质量、而非经济增速。过度关注于经济增速，就会存在政策强调重工业和房地产业投资的风险。令人感到鼓舞的是，中央政府已经注意到强调经济增速而非质量的风险。中央政府也致力于通过更为广泛的包括社会的、环境的、经济的多重标准来衡量地方政府表现，而非单一的经济增速。有关把依赖外需转为内需的经济结构再平衡的讨论很多，然而，中国经济同时也需要从制造业转向服务业的再平衡。迄今为止，中国服务业仍很不发达，相对于其他经济体而言，中国服务业占GDP比重为40%，而韩国、台湾地区、香港地区则分别为50%、70%、90%。
杨涛：近期的种种迹象表明，目前的国家宏观调控重心确实在发生转移，主要是从前阶段的扩大投资的总量政策为主，转为结构调整为主。这表现在几方面：一是信贷政策开始更多地考虑所支持的行业结构问题；二是产业政策开始有针对性地调整结构，如环保政策开始加强对“两高一资”项目的制约；三是财政政策更重视结构性目标，如更加支持扩大消费、节能减排、科技创新。应该说，这些政策对于抑制重复建设会起到重要作用。但是，在当前各地方的上项目——增加产能——增加财政收入——保障就业——政府业绩的逻辑思路下，短期内还难以改变产业失衡的传统难题。
配套政策建立对民营友好的投资环境
上海证券报：随着宏观调控朝“调整结构”方向转变，市场对于宏观经济的运行出现了新的忧虑：目前消费虽然保持快速增长，但还无法单独承担起支撑经济增长的重担，而出口虽然在趋势上有所好转但远未走出困境。而在以政府主导的投资高速增长后，若民间投资无法及时跟进，投资增速下降可能无法避免，中国经济复苏的动能或许会有所下降，你对这些问题如何看？经济回升过程是否将出现反复？
张立群：我认为经济在回升过程中是不会出现反复的。7月份的经济指标可能和人们的预期有些差异，这导致人们担忧经济回升的势头是否稳固、回升的力度是否减弱，这个担忧也导致对经济回升信心的影响，近期股市回调正是信心受挫的很好例证。7月份指标表面上看，经济回升的动力在减弱，实际上有多个方面的原因：第一个原因是第二季度回升的力度是相当强的，在这个基础上，回升变的稳一些也是在意料之中的。第二，我们也应该看到外需减少的幅度是相当大的，去年我国的出口增长了17.2%，今年1—7月是-22%，这两个比较起来，实际上是比去年回落了30多个百分点，出口在整个总需求中占到30%的比重，它下降30多个百分点，就需要其他70%的内需提高相应的幅度，才能使总需求的增长幅度和去年大体相当。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总需求的增长比去年还要低一些，今年上半年我国GDP增长是7.1%，而去年全年GDP增长是9%，所以现在还要进一步扩大内需，而扩大内需还需要有时间，在这个过程中，对中国经济的回升还应该有充分的信心，支持中国经济回升的因素正在加快准备中，这主要表现在消费结构升级以及其带动下的汽车、房地产、城市建设的加快发展，以及这一块加快发展带来的订单对多个产业的拉动。如果这个因素通过累积充分释放的话，中国经济肯定会进入一个比较快的增长。
沈明高：我们通过研究韩国、中国台湾地区等国家和地区经济增长经验发现，它们在早期也是投资拉动为主，消费占GDP份额呈下降状态，但是当它们经济发展到了一定阶段，投资的动能就会不足。这可能有好几个原因，一方面外需下降；一方面扭曲的结构增长下存在一种内在的牵制力量使得这种不平衡不能持续；还有，当人均GDP达到一定水平之后，居民消费实力在明显上升，这会使得投资为主的增长转向以消费为主的增长。
中国沿海地区自2004年以来消费占GDP比重一直趋于稳定，并没有像全国数字那样继续下行，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沿海地区过度投资的空间较小，投资增长相对放缓，经济发展必然偏向消费。我认为，存在这样一种可能：沿海地区有可能率先进入消费增长较快的阶段。沿海地区GDP占中国GDP的60%。如果沿海地区率先实现经济增长结构转型，这对中国经济结构调整来讲也是一个重要的主导力量。政府会不会出台一些配合刺激消费相关的政策，这是影响未来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 需进一步出台鼓励民间投资和私人消费政策
上海证券报：上半年国家4万亿元投资计划对拉动经济起到较大作用，下半年是对于民间投资的跟进，您如何建议？政府应该采取何种措施拉动民间投资？
张立群：对于民间投资，我觉得如果消费结构升级的活动继续得到保持的话，民间投资就会很快扩大，特别是房地产投资以及汽车工业的发展所形成的订单，会带来动多个行业投资的增长。从政府角度来看，目前政府已经采取很多措施，比如放宽准入、加大对中小企业融资的支持，包括在担保、贴息等方面，下一步还会有进一步的支持政策，根据现在的情况进一步推出。
沈明高：我相信政府政策有弹性，当经济增长的瓶颈因素比较明显的时候，政府还是有能力化解这些瓶颈因素，使得经济增长的活力能够保持。鼓励民营投资的话，关键的是要开放市场准入，我们可以讨论这种潜在的可能性型，基础设施、技术产业、金融保险、文教卫生、公共领域能够开放的话。一方面增加民营投资，另一方面目前服务业的供给整体不足，民营投资进入之后，能够创造有效供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拉动需求。这是一种形式的供给拉动需求的形式。第二个，目前民营投资的问题在于，民营投资者的融资问题，如果放贷人条例能够明确地保障个人和企业的投融资权力，在一定程度上这可以解决民营企业和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这效果比建立担保公司效用更明显。实际上我们看到，中国企业存款很多，一定程度上与我们金融体系偏向国有企业有关系，民营企业必须依靠自己的积累，甚至民间融资，来筹措自己资金。如果以后民营企业有合法的渠道筹措资金，这对他的投资意愿和投资规模都有很好的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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