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个来讲，民营投资的经营环境问题。需要配套改革为民营投资者创造良好的环境。譬如税收问题。税后利润再投资可以享受一定税收优惠，这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可能会增加民间投资的意愿。

    贝哲民：政府可以通过在私人投资领域创造新的投资机会，尤其是在服务业。然而，目前为止仍未出现明显的经济改革的迹象。因此，中国国家发改委向国务院递交进一步鼓励和促进民间投资的若干意见的举措也更令人鼓舞。重要的是，国家发改委递交的草案中包括降低中小企业准入门槛、打破垄断等措施。至少，这意味着私人投资领域目前正面临着结构性调整的挑战，而非仅仅是周期性挑战，其中服务业可能是最先发生调整和改变的行业。

    货币政策正经历严峻考验

    上海证券报：刺激经济以走出危机需要保持市场流动性充裕，但持续保持信贷超预期增长将埋下通胀的种子及低水平重复建设、新一轮产能过剩等深层经济问题，如何适时、适度地收缩宽松的货币政策而不损害经济复苏，将成为货币当局面临的严峻考验，这方面的政策应如何把握？    

    张立群：货币政策目前确实正在面临考验。我们目前的“保增长”是在外需大幅度萎缩的情况下来实施的，内需增长的水平包括信贷增长的规模都和过去是不一样的，这就需要摸索，没有现成的经验可以参考借鉴。

    目前的货币政策确实要慎重，上半年贷款快速增长，大家确实有担心，但现在7月份贷款明显减少，又带来另外的担忧。我们这一轮保增长要把国内需求这一部发动机运转起来，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条件，比如信贷的增加、买房需求的扩大，以及买房需求扩大带动的城市建设、房地产建设的提速，以及这个提速对整个经济增长的作用，这些都需要再考虑。实际上，这是两个问题，一个是对买房的需求如何正确对待，第二对贷款规模如何合理把握，现在这两个问题都需要再摸索。

    现在货币政策确实正在经历严峻考验，这也是决定我们“保增长”能否成功一个很重要的环节，从现在来说，我认为方向是比较明确的，前不久温总理在浙江考察工作时指出，现在是保增长的关键时刻，不进则退，要坚定不移地继续保增长，要坚定不移地继续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这里面传达了一个信号就是要继续全力保增长，在这个背景下，未来货币政策的取向重点还是在“保增长”上。在保增长和稳定币值方面，关键还是在保增长。

    沈明高：把握度时间点很困难。个人认为，从政策退出的机制上来讲，第一步，我们现在货币政策需要正常化，去年下半年到今年上半年的货币政策表现出了超常化的态势，尤其是M2、信贷增长大幅高于名义经济增长20个百分点以上，这在过去历史上没发生。我们需要一个真正意义上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但是又不能太脱节于实体经济增长。解决这个问题，就要正常化，适当降低信贷、M2增速。可以采取公开市场操作、提高存款准备金率、对银行资本充足率常态化要求、调整利率等。在通胀明显之前，在经济局部过热之前，货币政策基本上会呈现一个温和的调整。第二步，如果明年上半年通胀压力继续上升，出现流动性过剩、PMI中投入品价格和猪肉价格上涨等，这些都有可能使得通胀压力变得实实在在。那么，明年上半年中期货币政策适当偏紧收紧也是一种可能性。

    贝哲民：应对经济危机，中国人民银行采取了正确的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然而，这仅是一个短期政策，但若作为中期政策则会显得比较糟糕。首先，信贷资金可能会出现错配，大量资金流向国有企业，仅小部分资金流向小型私有企业。第二，缺乏真正的投资机会意味着资金可能会流向投机性投资领域。我认为，中国人民银行应当收紧政策以避免制造业产能过剩和另外一个资产价格泡沫。然而，紧缩性政策并不是应对目前问题的唯一答案。人民银行必须同时提高资金分配效率。如果设置信贷额度或调升存款准备金率，银行就存在进一步降低对中小企业信贷、只向小部分大型国企放贷的风险。因此，政策的调整必须同时注重政策收紧和提高信贷资金配置效率。

    杨涛：目前中国经济的很多问题都不是货币政策能够解决的，在各界都对货币政策寄予过高期望的前提下，货币当局应该保持清醒的头脑。一是继续加快外汇储备结构调整，来增加货币政策操作空间，二是根据经济形势变化而不断把握“适度宽松”的合理水平，三是加强与财政政策和产业政策的协调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