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康工会副主席陈宏方在接受本刊记者专访时表示，富士康工会已经调阅过所有出事者的劳动记录，结果显示马向前等人此前并未有长时间的加班行为，也没有比其他员工承担更高的劳动强度。

　　在此前举行的一场媒体见面会上，深圳市总工会副主席王同信面对“富士康有没有超时加班或者强迫员工加班的现象？有没有企业管理导致工作压力加大的现象”的问题时，十分肯定地回答说：“据我们了解，富士康这个企业在遵守劳动法律法规方面是比较规范的。”

　　那么，马向前等人为何选择了不归之路？根据警方和富士康管理方的解释，坠楼者多出于个人生活原因而选择轻生。富士康新闻发言人刘坤在接受记者专访时表示，根据警方的调查，这8位死伤者均为生前“高坠”死亡，“如饶乐琴是因感情纠纷与其男友吵架，随后从楼上坠下；田玉本人对生活厌倦，欲以跳楼结束生命；李红亮及其哥哥都有先天性不育症，父亲因此而中风，生活压力大。”

　　“事实上，除了已经发生的8起悲剧之外，最近富士康园区内这类被我们发现、防止的事情至少已经有20起，”刘坤向记者展示了他刚刚收到的这样一条手机短信：“员工关爱通报：7日15:37，接某宿舍管理员通报，某员工在所住宿舍电视房呆呆坐了一个多小时，在交谈过程中管理员发现其思维不清晰，经心理咨询师辅导，发现员工没有太大问题，后续还需心理咨询师帮助，已转到上级主管，需要持续跟进。”

　　在刘坤看来，“八小时之外”的私人生活问题是部分年轻员工“想不开”甚至“想不通”的主要原因。大多数自杀等非正常事件是当事人婚恋和情感上遇到挫折，或是家庭出现变故导致。

　　“八连跳”拷问企业管理缺陷

　　社会舆论普遍关注的一个问题是，面对年轻员工“八连跳”，身为管理者的富士康应该对此承担什么样的责任？富士康是否给员工提供了必要的物质保障和人文关怀？

　　本刊记者在调查中了解到，富士康的员工尽管薪资不高，但社会保障和福利待遇依然明显好于深圳周边同类企业。据富士康卫生部部长芮新明介绍，富士康每年为全体员工提供免费体检的开销就高达3000万元；而员工90%～95%的医疗费用都无需自付，企业除为员工缴纳医疗保险之外，每年至少耗费2000万元作为帮扶伤病员工的自保基金。

　　陈宏方向记者强调，富士康为员工设立多条“社会保障线”：第一是足额按时依法缴纳社会保险，第二是建立自保基金协助员工报销更多医疗费用，第三是设立困难员工救助基金。还有员工直系亲属慰问金，员工亲属花费医疗费超过1万元就可以申请3千元慰问金；在怀化、襄樊、菏泽、商丘这四个员工来源最多的城市，富士康分别给当地慈善机构注入100万元资金，员工家属可以直接在当地领取慰问金。

　　然而，这些仍无法阻挡悲剧发生。刘坤向记者坦承，“富士康每位员工的厂牌背面都印有求助热线电话，但这些坠楼的年轻人都没有向企业的卫生部或者工会求助。最需要帮助的人没有寻求帮助，这一现象确实值得管理层进行反思。”

　　受访的多位富士康员工认为，尽管企业为员工提供了一定的物质权益保障，但管理方未必真正满足员工，特别是年轻员工多方面的新需求。

　　富士康员工小马告诉记者：“在每天十来个小时的工作时间里，上司严禁我们说话，哪怕说几句话都会被痛骂甚至记过。上司平时对我们那么凶，怎么可能去找他们倾诉呢？”

　　小马还说，她知道厂区内有心理咨询机构，但同事们遇到问题不会主动去咨询，“上班时间没法去，休息时间不敢去，因为怕被人说是心理有问题、神经病才去那种地方。”

　　另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是，富士康员工宿舍安排具有随机性，不按员工入职时间、籍贯或者工作部门分配，只要有新床位的宿舍随时都会住进新员工，由此直接造成不少同室员工之间缺少交流和共同语言，关系冷漠。

　　陈宏方给记者讲了一个故事，“我曾经在一次工会组织的活动上搞有奖问答，只要能准确说出自己室友姓名、籍贯、工作部门的人就可以获得1000元奖励，结果现场几百名员工能做到的只有一个人。”

　　刘坤介绍道，一些非正常事件其实早有先兆，“一位跳楼女工因为老乡朋友调到其他园区工作，之前已在宿舍哭了两天，但其他室友和朋友没及时把这情况反映给公司。”刘坤认为，这说明集团的通报体制不够完善，没能在员工有异常状况的时候将悲剧阻止在萌芽状态。

　　深圳市社科院研究员吴奕新对本刊记者说，在现代企业工作压力普遍较大的情况下，如果企业能够及时发现、解决员工的生活困难和思想疙瘩，未必会出现这么密集的自杀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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