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是中国经济最复杂的一年，宏观调控面临多重的两难选择，虽然有辗转腾挪的空间，但是如果不能破解这些两难，始终是一柄达摩克利斯之剑。

　　比如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去年中国经济增长8.7%，主要是政府投资的功劳，今年维持经济复苏的良好趋势，需要继续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否则经济有减速甚至二次探底的可能。但是，财政政策的边际效应正在出现递减趋势，扩张难以持久，而宽松的货币政策，又有引发通胀压力的可能。

　　再比如汇率政策和人民币升值。第二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刚刚结束，对话成果丰富。这得益于双方巧妙避开了人民币汇率这个敏感话题，但是，人民币汇率终究是困扰中美经济关系的心腹之患，最终是绕不开的。人民币升值也面临两难：升值，则一部分出口行业的利润被进一步压缩，增加失业；不升值，外界压力越来越大，热钱不断涌入，进口成本和外汇储备的机会成本也在增加。

　　房地产调控也有类似的两难，新政已出台一个多月，市场成交量持续萎缩，目前已接近冰点，但是，价格依然坚挺，市场观望气氛浓厚。广州的房地产新政刚刚出台，跟北京的严厉相比，显得过于温柔，没有在国家统一规定基础上增加任何新的“重拳”。这表明一些地方政府对房价下跌后果的担忧。如果房价没有一定幅度的回调，舆论和公众的不满会加剧，则不排除更进一步的撒手锏会拿出来。但是，如果矫枉过正，房价剧烈下跌，也不是短期内就业和增长能承受的。

　　宏观调控进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耶？必须找到解开这些矛盾的钥匙。这个钥匙，就是开放民间投资。

　　不错，扩大内需，是中国经济结构性转换的核心环节，消费是比投资更好的拉动经济增长的马车。但是，一方面，消费的增加，需要大幅度增加居民收入，还要调整收入分配的结构，涉及利益格局整合，不是短时期内可以完成的。另一方面，增加居民收入的基础是增加就业，而经济增长的目的也是就业。但是，消费并不会直接增加就业，投资才是增加就业的利器。当然这里的投资主要是民间投资。去年的政府投资，多是资金密集型的大型项目，对就业几无助益。

　　现在，到了该正视民间投资作用的时候了。只有扩大民间投资，才能破解上述的两难选择之痛。

　　财政政策出现效应递减，是因为政府投资没有引起乘数效应，所有政策有效的前提是这种“四两拨千斤”的效果，即带动民间投资的增加。开放民间投资，才不至于担心持续扩张财政的弊端，把财政赤字控制在安全边界内。只有增加民间投资，宽松的货币政策才可全身而退，进而控制银行风险。沪深股市最近的跌势表明，中国经济过度依赖刺激政策，经济尚未过渡到依靠自身力量前行的阶段。有了民间投资的断后，刺激政策退出，才不会引发股市的剧烈下跌。

　　汇率政策本是宏观政策，不是产业政策，所以，不能以某些产业承受不住压力，就拒绝汇率制度改革。但是，出口行业毕竟是中国经济增长和就业的主渠道，汇率调整不能不顾及于此。如果能开放民间投资，而不是仅仅把民间资本局限于出口加工这个狭窄的范围，人民币汇率的调整步伐，就可以加快，中国经济的外部压力就将减少。

　　房地产价格难以“撼动”，是因为富裕人群除了买房，过多的钱无处可去。有钱人最怕财富贬值，必然寻找投资渠道。而遍观中国的投资领域：实业投资受到严格限制，而一般制造业早就饱和，无钱可赚；股市受到国内外诸多因素的影响，并且有泡沫崩溃的严重教训；辣椒、大蒜之类小儿科似的炒作，难以把握。而土地的相对稀缺，城市化进程，流动性泛滥的时代，为房地产价格的坚挺，提供了“坚实”的土壤，且中国房地产至今未出现过像样的调整，所以，资金滞留房地产，有其必然性。如果开放民间投资，让有钱人有更多途径挣钱，集聚在房地产业的资金就会分流，房地产市场将走上正轨。

　　正是基于乘数效应不明显，国务院5月13日公布了《关于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即“新非公经济36条”， 与5年前的那个“非公经济36条”相比，此次进一步拓宽了民间投资的领域和范围。特别是对民间资本进入金融领域开了一个口子。

　　我们相信，这仅仅是开放民间资本的第一步。毕竟，国内民间资本如今已积累到了足够大的规模，知识和人才、技术储备，也非5年前可比。所以，现在该是扩大“对内开放”的时候了。

　　一个投资领域对外开放，而对内封闭，在道理上是难以说通的。现在，虽然允许民营资本进入某些过去的“禁区”，但口子仍嫌过小，不过瘾。这里的关键是进一步开放某些垄断领域。我们有《反垄断法》，但是，有人戏称这个法只打苍蝇，不打老虎。问题是，如果如此重要的一部法律，成为一纸具文或者紧箍咒，势将贻误中国经济发展大计。国内很多地方的垄断，从国际经验看，其实并不“关乎国计民生”，只不过因为它是“已成之局”，就被接受下来而已。所以，有必要重新审视这些“关乎国计民生”的行业，对民间资本把口子开得更大一些。（转自上海证券报 王福重 作者系中央财经大学政府与经济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