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7年的产权制度改革中，一家家农商行和农合行在全国兴起，其背后，更多的农信社还在经历着艰难蜕变，其未来发展路径也成为一个商业冲动与政策导向纠结的迷局。

    5月10日，央行在其发布的《2010年第一季度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下称“报告”)中表示，农村信用社改革取得重要进展和阶段性成果，对于其资产质量和资金实力的评价，“明显改善”、“显著增长”等用语颇有振奋人心之效。

    而在此类高度评价之后，对于农信社产权制度改革，央行表示只是取得“一定进展”。

    字里行间应和了农信社产权制度改革的现状。目前改革尚未大步迈开，而农信社也正在承受“蜕变”的巨大压力。

    2003年6月，国务院印发的《深化农村信用社改革试点方案》中明确指出，对于农信社的产权制度改革，有条件的地区可以进行股份制改造；暂不具备条件的地区，可以比照股份制的原则和做法，实行股份合作制；股份制改造有困难而又适合搞合作制的，也可以进一步完善合作制。

    据央行数据，截至2010年3月末，全国共组建农村商业银行（下称“农商行”）46家，农村合作银行（下称“农合行”）205家。参照银监会2008年底公布的数据推算，在过去的1年零3个月里，全国农商行增加了24家，农合行增加了42家，还有2023家县(市)级农村信用社将面临变革。

    而据某省级农村信用联社透露，近期银监会将召开会议，进一步明确改革的走向，农商行可能成为农信社改制的明确目标，而农合行的审批会相应减少。

    “化茧成商”：军令已下

    农信社体系建立于1950年代。到1990年代中期，随着其与农业银行脱钩，及四大行陆续减少农村网点，农信社几乎成了农村金融的惟一支柱，手握农村最大的信贷市场。但背负着“支农”的政策性目标，及行政干预等因素制约，导致其经营风险日渐增大。

    上个世纪90年代，一些地方农信社出现了大量呆坏账，甚至亏损，大多农信社对此采取了“滚利”的方式，以每年偿还利息并增加贷款年限来维系。

    但这种缓减“病情”的手段终不能治本。到2000年以后，农信社体制改革已经迫在眉睫。2003年，国务院印发了《深化农村信用社改革试点方案的通知》，启动了改革的序幕，并在全国多个省市进行试点。

    就此，农村信用社开始从社员入股的集体所有制金融机构变身为合作制的农村商业银行和股份制商业银行，改制启动。

    从集体所有制到股份合作制、再到商业银行，从实际经营角度而言，农信社究竟会有哪些改变？

    其实，农信社与农合行都拥有与农商行类似的一套体制，都设有股东大会、董事会和监事会，当社员规模壮大后，由社员选举出代表参加股东大会。天津滨海农村商业银行董事长齐逢昌对《中国经济周刊》说，合作制的社员无论投入多少资金，都只拥有一票的权利，因而其资本结构不能反映股东的权利和应承担的风险，而股份制就解决了这个问题。

    商业银行的一个最大转变就是其商业赢利性带来机制的变化，体现在银行的每个环节。

    天津滨海农商行党群工作部总经理邱京田给记者举了这样一个例子。在黄光裕案发之前，滨海农商行的一名信贷员为国美放了一笔贷款，他一听说黄光裕出事了，当天就跑到国美，死活要把钱收回来，事后，这名信贷员发现国美并没有受到太大影响，才继续对他们放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