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其中就体现了农信社与农商行的极大不同。在农商行，贷款业务量、风险管理都与人员的岗位绩效牢牢挂钩，这是市场中生存的需要；而对于信用社来讲，集体所有制下，权责并不明晰，放出去一笔贷款后，有时候借贷单位不在了，信用社还不知道。

    农信社存在的问题，如同齐逢昌所描述的，“在所有金融系统中，农村信用社‘画地为牢’，人员得不到交流，干部职工原生态，他们的文化水平、个人素质、经营管理水平相对落后，而且还不适应周围有竞争者。”

    农信社从集体所有制向股份商业制转变成了一种必然。

    但直到目前，诸多农信社的经营状况与商业银行的设立标准还有一定差距。按照银监会的规定，成立商业银行的农信社和农合行，其资产充足率必须达到8%，不良贷款比例要降到15%以下，这让很多背负着巨大不良呆坏账的农信社望尘莫及，因此导致改革驻足不前。

    为推动改革进程，一些地方开始了新的探索与尝试。2010年4月15日，湖北省农信联社启用风险防范金，对资金缺口在1亿元以上、3年达到组建标准的每家农信社给予1000万元人民币支持，并计划未来3年将组建30家农村合作银行或者农村商业银行，按每年10家的进度推进。风险防范金是省联社每年向农合金融机构提取的资金，统一调配用于管理、风险防范等。此举被业界评述为“湖北省农信联社动真格了”。

    其实，湖北省农信联社的行动也是来自监管部门的压力。据了解。在此之前，当地银监局专门向湖北省联社下发了关于加快改革进程的通知。

    “支农”：割舍还是坚守？

    成功改革后的农商行，日子也并不太平。

    农商行摒弃旧信用社的陋习，开始按照市场游戏规则参与商业竞争，却遭受质疑：商业银行的逐利性还会让它坚守“三农”吗？

    在过去几十年中，农信社一直承担着“支农”的重任，而同时也享受着国家在存款准备金、利率以及税收上的优惠政策。2007年末，农村合作金融机构涉农贷款占所有涉农贷款总额的34.1%，仅次于国有商业银行，而且很多地方农信社承担的当地农业贷款达80%以上。

    转变为农商行后，国家的优惠政策没有了，“支农”的“寄托”却没有消失，这让农商行叫苦不迭。

    齐逢昌对记者明确表示，在同样的政策和市场环境中，农商行却要担负其他商业银行没有的政策性支农任务，这显然是不符合市场规律。

    随着其他商业银行的市场扩张，以及村镇银行、小额贷款公司等新型农村金融机构的兴起，农商行面临的冲击越来越大，同样，也承受着“三农”市场内外游离的纠结。

    “几家银行联合参与一个10亿～20亿元的大盘子，我们只能占其中很少业务量，因而不能做牵头银行，但人家的基准利率下浮5%～10%，我们就必须跟着跑。”在大项目中，对于牵头的大中型商业银行来说，较高的服务费足以弥补利率下调带来的损失，而不能做牵头银行的农商行无法做到，齐逢昌坦言了小银行在大项目中的艰难处境。

    同样，在基础业务上，农商行也面临其他商业银行的挤压。资金供求竞争激烈时，其他国有银行以低于基准利率的标准放贷，而由于规模有限，人均产出量偏低，农商行难以承受这样的政策。

    在这种竞争压力下，放弃农村和小额贷款市场无异于舍本求末。

    齐逢昌认识到，农商行的核心优势还是在“三农”，也将成为农商行的核心竞争力。润丰农村合作银行行长李占杰对记者说，“在农村，农信社已经形成了一个庞大的金融网络和大批的优质客户，而且在经过几十年的积淀后，农信社已经与农民建立了深厚的情感，这也是农信社生存的根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