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英武：对，事实上我们今天不是谈技术而已，我们谈的是做事情的方式、方法等等。因为几个不同的环境和历史原因，我所理解的有两种不同的创新：大家都很清楚像数学这种创新是越没有包袱越有创新，很多数学家新的发明理论都是在他们很年轻的时候，因为那时候没有包袱，想事情非常有空间。因为我们的知识太多了以后，一方面让我们更了解一些事情，但是也同时让我们了解的事情造成了界线和框框，跳不出来。一个什么都不知道的人，从创新的立场来说，有的时候更有激情。像我开发SQL，团队选人的条件都要求是博士。不仅如此,我还有一个条件，他必须是最好的学校毕业的博士，学校内最好的学生，电脑基础都要很好，但是我不要他专攻数据库。要发明一个新的数据库的时候，我不要已经学过现在的数据库的人。因为这必须是一个突破。当你真正要做非常大的突破的时候，就要跳出现在的框框,不能在现在的框框里面找人。第一种创新没有太多的框框；第二种创新要求的是渐进性的演变、加强或者创新。这就要对现在的东西开始研究，才能够去挑战、更新，两种完全不同东西。擅长做这两种事情的人是两种不同性格的人：日本人擅长第二种，美国人擅长第一种。中国人现在所谓创新会受到部分限制是绝对存在的。其中主要有两个原因。

　　《互联网周刊》：哪两个原因？

　　刘英武：第一，跟中国的文化有关系。这跟几千年来设下的管理和教育系统有关。管理和教育系统从科举考试开始。这一套系统是我们的先人花了很多精力设计出来的，但它把所有最有知识、最有创新性的人框住了。它也使得我们必须依照某一种规矩做事情，于是你去看我们每个人做出来的东西都是一样的。它使得我们中国人比较不习惯挑战权威。这个绝对是创新障碍的原因之一，跟古老的中国文化有关系。

　　第二点，从19世纪工业革命一直到现在，中国没能好好的循序渐进的累积现代科学。现代科学整个演进没有很完整的基础。商业领域也是一样，科学的也好，管理的文化也好，操作模式也好，我们全都现在才开始意识到它的重要性。过去在这几百年里面，中国选择了把门关起来。我看到的是，今天世界上的创新，实际上是现代科学基础上的一个创新。我们没有这个基础，所以比较困难。

　　《互联网周刊》：这种中国古老的框架限制了你自己吗？

　　刘英武：没有。因为我从小就是一个有叛逆性的人，不受框架限制。第一，要搞自主创新，公司不一定都要很乖的学生。一个在学校里面非常守规矩的好学生，成绩非常好，一直拿A的好学生，并不一定就是将来在社会上做事情做得最成功的。像美国斯坦福、哈佛这种学校，不只是考试要考，还要参加各种活动。你可以是学生会的会长，你可以是网球的冠军，不能够只是一个在学校里面考试的学生。第二，你找的是喜欢挑战的人，不要找那些老是墨守成规的人。挑战就是创新。

　　据我观察，在社会上比较成功的人士不一定都是老师喜欢的好学生。中国最成功企业的管理者通常都不是老师定义里面的好学生。我的成绩一直很好，但是不听老师话。好学生跟分数高不是一样的事情。

　　第三，一定要有老师教，有做过、练过，武功很高的老师教。像软件这个领域，这样的老师大部分在美国，所以我们要去美国找到那种高僧，他们愿意教中国人做事情。高手不见得愿意教我们，我要找的是那种愿意来中国教学生的老师。

　　没有前面三点，招再多优秀的中国学生也没有用。做到这三点之后创新就简单了。练高僧的武功会很辛苦，我们要找勤奋的学生，下决心练这种武功的学生，愿意去拼的学生。

　　《互联网周刊》：在中国目前的大环境下，你怎么带领公司的年轻人和您一起朝着事业上的目标前行。

　　刘英武：我是一个喜欢创新的人，也从来不会去墨守成规，但是我一定会把现在是什么情况摸得清清楚楚。不去了解现状，而只是一味要搞创新，是很难的。或许数学方面理论上的东西可以，但实际上在其它的领域可不一定。

　　举例来说，我们既然要做软件，就要了解软件今天是美国独霸，全球95%的软件产品都是美国公司研发的。我们必须承认中国的软件还不够硬。了解这个之后，就知道美国的功夫一定要学，要把美国的功夫学习好之后才能比美国更好。要做过硬的软件就要学美国的功夫，怎么学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