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语
古人云,过犹不及。
当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我们还在为企业家薪酬待遇鸣不平,一转眼十几年间过去,一个“高管”新名词早已诞生,并大有形成一个阶层的趋势。社会学者透露,在一些企业,表面高管与员工几十倍显性收入的背后,实质上相差上百倍之多。然而在高管收入连年上涨的同时,很多企业员工的收入十几年没有上涨。企业经营者收入的提升从来都是以效益、利润、产值为考核目标,但没有听说哪家高管的收入是与职工收入水平挂过钩的。
是仇富吗?其实,人们会对日进75万港币的“打工皇帝”霍建宁更多钦敬,对喜好名车的袁隆平更觉可亲。年薪制,MBO,我们不否认很大激发了高管的创造性,但有些“高管”却把经念歪了,高管薪酬远远超过了企业效益和职工工资的增长。
而由此产生的代际传递,造成教育资源的分配不公,更会加剧社会的分层,甚而形成社会的鸿沟。
有鉴于此,近日《人民日报》刊文称,中国城乡居民不同群体之间的收入差距不断拉大,特别是由于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例过低,“干得多,挣得少”,制约着百姓消费能力和生活质量的提高。
■特邀嘉宾
刘成(化名)青年职员
张佳林(化名)社会工作者
梁跃民 河北省社科院副研究员
罗振洲 河北省社科院人力资源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显性收入,高管是普通员工的30至40倍
刘成今年25岁,参加工作快5年了,曾在通讯行业工作。他说,他就业的那家公司是某著名通讯企业的分公司,那里员工和高管的薪酬“差得特别多,差一级就差好多,合同和正式的也差好多”。刘成的月薪是1500元左右,而分公司经理是他的10倍左右。他说,比他高一级的班长月薪3000,中层月薪5000。
对于普通员工与中层的收入差距,罗振洲提供了一个数据:2005年能源行业公布的收入数据,普通员工与中层科级的显性收入差距约为5倍,与接近高层的处级人员差距为10至20倍。而企业高管的收入是普通员工的30至40倍。
梁跃民说,更严重的是,收入差距的拉大不是说拉到这个点就为止了,是一个动态的,差距越来越大。这20年,资源真的在向少数人集中,而且是快速集中、加速集中。
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2007年,全国国有企业的人均年薪是2.61万元;同年,中国平安保险公司董事长马明哲的年薪是6000万,约为国企员工人均年薪的2299倍;能源行业的中国神华集团(主业煤炭),其高管群体的平均收入是150万,是国企员工人均年薪57.5倍。
罗振洲说,根据他了解的情况,一般来说,高管群体的显性收入是普通员工的三十到四十倍。
老总工资该不该搞成“企业机密”
张佳林说,她在企业做了将近30年人力资源工作,可以说员工间的收入差距拉大,她是亲身经历过来的。一开始是实行等级工资,后来实行岗位技能工资,然后是岗位绩效工资。最早的等级工资时,员工间收入落差也会有3倍,很多人长期拿38.7元的二级工工资,而八级工拿108元,但八级工确实是技术“大拿”,贡献与二级工不可同日而语,当时的人认为是合理的。而现在并非如此。
她说,高管的工资收入是不透明的。“老总的工资是多少,只有两三个人知道。”
那么比较正常的收入差距是多少?张佳林说,专业公司为企业做薪酬设计时,中层薪酬比最基层一般多一倍。薪酬设计也是在遵循责权利对等的原则,这属于合理的范围。
张佳林说,现在做薪酬设计的公司都是为企业的中层及以下设计工资标准,很少为厂级干部也就是高管设计,企业也不需要。因为厂长大多是年薪制。
高管薪酬呼唤与业绩挂钩的市场化方向
张佳林说,可以说,带有国企性质的中小型企业是社会的主流。在这类企业,虽然收入的分配权力属于一把手,但任何文件都是职工代表大会通过的,这个环节本应是一道为职工争取利益、同时监管收入差距过大的关口,但在实际执行中,由于种种原因,这一环节往往形同虚设。
梁跃民说,薪酬差距大,还有一个快速加大的趋势,因为高管阶层非常强势,往往是由他们开会来决定谁拿多少薪酬。
罗振洲作出一个形象的比喻:当一块蛋糕越做越大时,要注意切蛋糕时,刀子拿在谁的手里。“现在是高管群体拿着,普通工人看着,给你多少就是多少。”
张佳林说,很多职工的工资水平几年都没有增长,而高管群体的工资是增长的。此外,企业经营者收入的提升从来都是以效益、利润、产值为考核目标,但没有听说哪家高管的收入是与职工收入水平挂过钩的。
而且高管群体,尤其是国企高管的收入有点像“旱涝保收”,至少薪酬与业绩的挂钩并不明显,往往是业绩好的时候跟着涨,业绩降的时候薪酬还在涨,高管承担的风险很小,收益却很大,市场化程度还是不够。罗振洲说,这是薪酬机制设计上的不合理。统计数据显示,国外大公司高管的风险工资占总薪酬的75%到80%,也就是说他的大部分收入是随业绩而浮动的,而国内高管的风险工资只占总薪酬的20%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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