迪拜，这座沙漠中的梦城，曾被誉为世界的“肚脐眼”，创造了无数神话。没想到一夕间却沦为一座苦城，一座套牢了大批时尚先锋与政商名流的苦城。这中间，除了有贝克汉姆、乔治·阿玛尼、老虎·伍兹、克林顿等大腕外，还有一批浙江商人也深陷在里面。

    这正是应了一句老话，眼看他起朱楼，眼看他宴宾客，眼看他楼塌了。当然，现在对迪拜危机下断言还为时过早，还不能说这座城市从此就一蹶不振。对这场危机的认识，也不能从名人的八卦逸事中看出个所以然来。但是，从去年的华尔街危机到今年的迪拜危机，这中间有什么共同问题可以探讨呢？

    有，这就是“经济癌”问题。关于“经济癌”的概念，笔者想了很久。所谓“经济癌”，是将人体医学理念用于经济分析的一种思路，是指各种资源要素特别是资金要素，在极短的时间内在某个地区或某个领域的异常聚集，进而大举制造经济泡沫，最终导致整个系统崩溃的经济现象。这就好比癌细胞大量繁殖，最终抑制正常器官，导致人体死亡一样。

    分析“经济癌”的表现，有两个特点就像癌细胞繁衍一样。第一个特点是异常的资源聚散，特别是资金聚散。这个异常，又可以细化为三点，一是时间异常，往往在很短时间内，有大量资金向某个地区或某个领域聚散；二是区位异常，就是某个特定地区或领域，成为资金狙击的对象；三是能量异常，主要是在极短的时间内有天量资金或聚或散。

    第二个特点是异常的资源承载。所谓异常的资源承载是指，某个地区或某个领域在很短时间内，积聚了超负荷的人流、物流、资金流，导致其自然与人文负载濒临崩溃。这个异常也有三点表现：一是人流异常，使原来的自然生态和人文生态面临严重危机；二是资金异常，使原来的经济属性异化为类似赌场的地方；三是物流异常，使原有的供求生态彻底瓦解。

    根据这样的思路来分析迪拜危机，就比较容易发现其毛病了。首先，从自然条件看，迪拜并非是一个宜居城市，一则酷热潮湿，二则有沙尘暴困扰。除了石油与一般商品转口贸易外，它的经济纵深很小。在这样的地方高喊“持续往前，梦想没有极限。”大兴土木，制造超豪华享乐天堂，其成本是可想而知的，不用热钱来堆砌，绝对办不到。但显而易见的是，它的承载力是异常的。

    其二，再看资金问题。近十年来，迪拜真可谓是梦工厂。所谓，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一时间，超豪华楼宇拔地而起。迪拜塔、帆船酒店、人工“世界岛”，凡出手的，必是第一。迪拜人不言第二。有道是，热钱奔涌，房地产价格三年内翻了六倍。但仔细想想，这正好满足了“经济癌”的另一个条件，就是资金的异常聚散。因为，热钱是飘忽不定的，资金链断裂是迟早的事。

    现在，麻烦来了。迪拜的债务危机到底怎么收场，全世界都在看。问题是，这种“经济癌”的病状，只有迪拜一处独享吗？非也。如果用透视“经济癌”的分析框架来检视中国经济的发展状况，在某些地方、某些领域、某些环节，也存在类似问题，只不过程度不同而已。比如，在城市化、工业化、市场化的过程中，有些做法是值得反思的。

    城市化方面，简括起来，有城镇化与城市化两种提法。先从事实说起。近年来，中国特大型城市越来越多。如果把这些城市的自然与人文条件拿出来看看，其中有相当一部分城市是不能再扩张了。比如上海和北京的人均水资源分别只有150和300立方米，大大低于1000立方米的警戒水平。这样的城市如果不思内涵改造，还要扩张其规模，那么其生活成本和商务成本将会急剧上升，竞争力则急剧下降。所以从国情出发，应该提倡的是城镇化而不是城市化目标。

    工业化方面，也有类似问题。中国的工业化面向谁？主要是面向内需还是外需？华尔街金融危机给出的教训是，要根据内外部环境发生的巨大变化，尽快调整我们的工业化方向。一方面，外需的不确定性使现有的产能结构面临尴尬；另一方面，内需的旺盛和差异性又对工业生产提出了特殊要求。而现行的资源与生产要素配置，要么在某些方面是严重不足，要么是严重过剩，有明显的异常问题。

    至于市场化问题，虽然经过几十年的发展，有了明显进步，但是由于体制与机制关系，市场结构缺陷明显，许多方面依旧存在着各种资源要素的异常配置。“经济癌”的病灶在一些地方、一些领域，也若隐若现。由此观察，迪拜危机犹如惊堂木，对国人是有警示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