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熊焰看来，奥巴马政府的一些核心人物，包括前副总统戈尔在内，一直是国际上节能减排领域的领军人物。今天，奥巴马的团队已经把账算清楚了，就是希望用“能源新政”这服药，来拯救金融危机病痛中的美国。

    环球财经研究院院长宋鸿兵却从货币博弈角度看待碳排放问题。在他看来，把二氧化碳排放配额作为可交易的金融产品，使得这种“排放权”与一切债券、股票一样自由挂牌和转让，并可以在银行抵押贷款，最终成为中央银行基础货币的构成部分，“这本身就是世界统治精英的一个战略设计”。

    他认为，作为世界货币的游戏规则制定者，欧美日发动国家势必选择对自己有利的货币元素，他们拥有高科技方面的强大优势，其社会经济结构早已从工业化社会转型为信息和服务型社会，大批传统工业已经或正在加速转移到新兴发展中国家，二氧化碳排放处于下降通道，而中国等国家处于无可避免的“碳排放上升通道”，就是这一降一升之间，通过金融市场的魔法转换，谁输谁赢，即刻有了分晓。

    熊焰表示，如果有人现在认为美国身陷金融危机中，中国相对轻松，而没意识到美国已经启动新的“碳经济革命”的话，恐怕我们从起点上就已落后了。

    他强调，温室气体的减排事关中国的发展权，在此问题上要“看历史排放，看人均排放，看转移排放，但同时也要看国际大的趋势，国际责任和国际政策标准。“节能减排要靠技术进步，要靠自主创新，也要看经济机制，要靠市场的力量。”

    白益民则对一些政府有关部门和本土企业缺乏战略眼光深感不安。在日本，企业和政府在环保战略上，是“宏观与微观统一”、“远期规划与市场竞争统一”，他们的财团体系高效而灵活，就像集团军与先锋队一样配合紧密，进行交叉立体作战，而中国人似乎只会“陪着人家玩儿”。

    江涌对记者说，中国人下围棋从来都是通观全局，而不能困于局部，“只看树木，不见森林”。他强调，金融危机下的世界经济博弈要懂得“你打你的，我打我的”。

    中国“低碳经济”的瓶颈

    在发展绿色经济的高涨热情带动下，国内也存在一哄而上和重复建设的“无序”现象。各地快速兴建的“新能源基地”，有些存在过度投资问题。

    据记者了解，我国风电开放1200多万千瓦的装机容量，其中仅有800多万千瓦实现了正常发电，1／3处于闲置状态。由于并网困难，有一些已建成的风电厂处于亏损或微利状态，长期看很容易出现投资收益低下、风电资源被浪费的局面。

    同样，在新型煤化工、生物能、太阳能等新能源和清洁能源开发领域，某些企业和地方政府也很容易在投资和引资冲动下急于“上项目”，而忽视可持续发展。

    据业内人士透露，在国内企业扎堆儿的多晶硅行业，产能8万吨，占全球的一半，但多数缺乏核心技术，成本居高不下，未来发展很成问题。

    据《瞭望》周刊调查，自中央公布4万亿经济刺激计划后，各地投资热情高涨，但一些“两高一资”项目又酝酿重新上马；一些被环评否决的项目又改头换面通过“绿色通道”审批；甚至还有不少项目仍在试图先把“生米煮成熟饭”。

    白益民对记者称，中国工业化经历过“以市场换技术”的教训，很多时候市场换出去了，技术没换来，最后不得已走上自主创新之路。这一轮，环保、新能源经济大潮临近，又有人忽悠着中国“以碳排放换技术”，结果会如何？

    有业内人士反映，由于缺乏核心技术的前期积累，绿色产业在我国刚起步，就遭遇“高额利润诱惑－疯狂投资－产能过剩－最终泡沫破灭”的循环。相对于欧、美、日等国家，早已经过十几年、几十年的产业布局和技术积淀，一些中国人的“热情”多少显得有些幼稚。

    中国风能协会副理事长马学禄曾向媒体透露，我国可再生能源教育、研发机构严重缺乏，风电生产设备基本模仿欧洲，但“往往是只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从现实情况看，中国与欧洲的自然环境差异性很大，主要表现中国温差大、风况较剧烈、风沙大等方面。没有在详细研究基础上进行技术开发，就不会有自主权，这有可能使中国风电行业受到致命打击。

    许多专家都建议，发展“绿色产业”，必须由国家集中力量，统一制定技术攻关计划，支持培育重大自主创新的技术和应用。

    “中国本来就居于弱势，更要‘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一位风能产业资深人士对记者说，“如果只是跟在别人屁股后面跑，战斗还没打响，可能就败局已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