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色壁垒”围困中国？

    几乎在一夜间，绿色经济、低碳经济的“广阔发展前景”成为各方共识。

    金融危机前的经济泡沫还没有清理干净，新能源产品和环保技术就已经开始占据媒体的主要时段。有专家称，绿色环保经济覆盖面广，涉及工业、农业、服务业、公共设施、家庭等几乎所有领域，如果相关技术及产品推广应用，全球将形成一个数十万亿美元规模的实体经济新产业，很有可能带动世界经济走出困境，并成为新一轮增长周期的“领头羊”。

    目前，以新能源和环保为主旨的“绿色经济”，不仅成为欧盟、日本、美国三大经济体瞄准未来的经济引擎，而且是其占领新的国际市场竞争制高点、主导全球价值链的“新王牌”。本来在金融危机中扮演着“中流砥柱”角色的中国经济，转而显得“落后了”，似乎陷于“绿色壁垒”的围困之中。

    在国际舆论大力倡导环保意识形态的背后，是否隐藏着更隐秘的利益动机？人类进入工业时代以来，英美日等发达国家有过上百年环境污染问题。而中国等新兴工业国的环境问题，只是近20多年来经济高速发展后集中呈现。

    不应规避的数据是，英国和美国的二氧化碳人均历史排放量约达1100吨，而中国和印度的人均水平分别为66吨和23吨。根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发布的《2007／2008年人类发展报告》，到2015年，中国的人均碳排放量预计会达到5．2吨，也只相当于届时美国人均19.3吨的1／4，或相当于整个发达国家平均水平的1／3。

    江涌对记者表示，中国正进入工业化中期，重化工业比重仍在持续增加，能源密集度在不断提高，能源消费呈现迅速增长态势，由此决定了中国温室气体排放总量大、增速快，单位GDP的二氧化碳排放强度高。更由于能源结构的刚性，以及能源效率的提高受到技术和资金的制约，中国控制二氧化碳排放的前景“不容乐观”。

    虽然在《京都议定书》“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下，中国仍暂时享有减排达标的“豁免权”。但捍卫这种权利已越来越不轻松。尤其在奥巴马上台后，一度拒签《京都议定书》的“碳排放超级大国”美国一夜间变了脸，要“担负起全球共同的环保责任”了。

    套在中国工业化头上的“绞索”早晚会收紧。2006年8月，在巴西推出了《圣保罗案文》，有论者认为，这是对“后京都国际气候制度”的一个全面设计方案。该文件呼吁，中国应该在CDM市场达到一定规模后，转换成定量减排目标。也就是说，在中国在未完成工业化、实现消除贫困的人口时，将被迫提前进入“买碳”行列。按照力拓案揭示的中国买什么什么涨，卖什么什么跌”的规律，当中国从“碳排放”额度的“净卖方”变成“净买方”，那时的价格一定与今天不可同日而语。

    江涌说：“当国内一些地方乐呵呵儿的寻找‘卖碳商机’，忙活着与美欧经济战略对话时节，西方的气候变化软刀正指向中国。今天兴高采烈吃下去的，不久的将来，恐怕连本带利都要吐出来。”

    中国为全世界提供物美价廉的商品。发达国家消费了“中国制造”，却把巨大的温室气体排放量留给了中国。人民大学郑风田教授认为，美国政府提出“碳关税”，已经成了又一个遏制中国崛起的大棒，而且占领道德高地。他认为，从长远看，“碳关税”很可能引发中美之间的贸易战，虽然不流血，但损失一点不小。

    按照碳排放进行重新计算，大量“中国制造”将不再有竞争优势，即使有竞争优势的产品，进入欧美日被加上碳关税，不但财富落入发达国家国库，中国还要背环境污染、气候变暖的恶名。这不过是用环保和清洁能源的“绿色外衣”，把原来“专买美国货”的贸易保护主义包装起来而已。

    中国的能源现状是“富煤、少气、缺油”，能源结构以煤为主，选择低碳能源的空间有限。据统计，目前中国电力结构中，水电仅占20％左右，火电占77％以上，“高碳”能源占绝对的统治地位。郑风田说，伴随着“低碳经济”的成为全球话语中心，中国经济则面临“不能承受之重”。

    新能源战略要“迎头赶上”

    “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即便面对着美、欧、日在环保新能源产业的层层布局，中国经济内在发展的动力也要求中国必须面对困难“迎头赶上”。

    即便不考虑外部压力，中国日益严重的环境问题和产业升级的内在需求，也要求中国经济要向更高层面迈进。其实，在中央提出科学发展观的理念后，从中央到地方正确立“保护环境与经济增长并重”的发展思路。

    数据显示，2008年全国节能环保产业总产值达1．41万亿元，占当年GDP的4.7％。其中，节能产业2700亿元，资源循环利用产业6600亿元，环保产业4800亿元，就业人数达2500多万人，其中再生资源产业的就业人数达1800万人。

    目前，我国实施了世界上规模最大的节能减排行动，规定到2010年，万元GDP能耗比2005年要降低20％左右，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要减少10％。全国单位GDP能耗三年累计下降10.1％，节能约2．9亿吨标准煤；二氧化硫、化学需氧量（COD）三年累计分别下降8．95％和6.61％。

    而这一次，中国在哥本哈根气候变化大会前的40％~45％的减排承诺，则是又一次“向自身挑战”。国家发改委副主任解振华并不讳言，他说，这将是一个“需付出艰苦卓绝努力”的目标。

    有研究表明，通过一系列的政府政策和行业举措，中国已经在过去的15年里持续地提高了经济领域的“碳效率”，将每单位GDP的二氧化碳和其他温室气体排放量平均每年减少了4．9％，而在美国和德国，这一数字仅为1．7％和2.7％。

    去年8月，中国颁布了世界上第一部直接以循环经济冠名的《循环经济促进法》，并于今年1月1日正式实施。这对转变中国的生产和消费模式将会发挥重要的作用。

    中国已经具备了一定的“绿色产业”基础。目前我国水力、核电、风能、太阳能、生物能产业均实现了高速增长，如风力发电装机容量连续3年实现翻倍增长，总装机容量目前已居世界第四位；太阳能发电总量居世界第一位，太阳能光伏产业也实现了高速增长。

    今年6月，国家能源局局长张国宝宣布，新能源发展规划将按照程序上报国务院，择机出台。8月9日，在广州首届亚洲能源论坛上，国家能源局副局长孙勤表示，作为亚洲和世界重要的能源生产和消费大国，中国始终依靠自身保证能源供应，并高度重视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的发展，预计将在年内制定完成新兴能源的发展规划。

    业内人士称，新能源作为一个长期的国家发展战略，“发展规划”比“振兴规划”更为贴切，新能源已被敲定为下一步培育的“新的增长点”，扶持力度将有增无减。

    据有关人士透露，未来5年中国环保产业投资需求可达4500亿元。而到2020年,中国在新能源领域的总投资将超过3万亿元。此前，中国4万亿元经济投资计划中有2100亿元用于节能减排、发展循环经济和生态环境建设。

    中国新能源产业规划可谓呼之欲出。此前，北京产权交易所总裁熊焰就在其博客中连续发文称，“低碳经济”将是继联合国宪章和WTO之后的全世界一个新的规章，它可能成为国家经济发展的核心指标，将是国家综合实力和国际责任体现和表达。对中国而言，中国的首要目标就是把能耗降下来，把能效提升上去。

    “未来世界将产生新的企业评价标准，这就是‘碳’”，他说，新标准将改变人们的行为，所有参与者的动作都会随之改变。某些企业今天看来生机勃勃，或许明天会突然死亡；而有些产业，现在看着很弱小，但明天可能会成为庞大产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