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轮争夺新型产业主导权的“战争”正在悄然展开。
11月26日，中国政府宣布到2020年，我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40％~45％，并把这做为约束性指标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长期规划。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的承诺显示了积极姿态。
此前一天，美国政府在同样问题上承诺减少17％。不过，这一目标仅相当于在1990年的基础上减少4％，与发展中国家对发达国家的要求相距甚远。
金融危机还未风平浪静，一个格外响亮的新名词已传遍世界，名曰“碳排放”。
12月7日至18日即将在哥本哈根召开的气候变化大会，被认为是继1997年在日本东京召开气候会议并签订《京都议定书》之后，又一次就“低碳经济”的“里程碑式的重要会议”。这次，在2012年第一承诺期到期后，有关温室气体减排问题，各国将达成一份减排新协议。
不过，目前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减排目标、资金和技术支持等关键问题上仍分歧严重。许多人预测，一场口舌之战在丹麦不可避免。
金融危机的“肇事者”还没有抓到，而新的议题早就设计好了。奥巴马已微笑着推出了“能源新政”。美国议会通过了《美国清洁能源安全法案》，规定至2020年,美国有权对包括中国在内的不实施碳减排限额的国家进行贸易限制。
华裔美国能源部长朱棣文说，美国将征收“碳关税”。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姚坚随后回应，美国是“以环境保护为名，行贸易保护之实”，完全不符合WTO精神。
中国的研究者认为，有些人想以环保为借口“围堵中国经济”，是给中国工业化“套上绞索”。甚至有人激烈的批评，碳排放、碳关税以及碳货币，这些“时尚名词”很可能给正在稳步崛起的中国经济带来战争和灾难。
不过，争议声中，国家发改委抓紧制定的《节能环保产业发展规划》却是时不我待。据悉，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加快培育新兴产业，抢占未来经济竞争制高点，该《规划》将在今年年内推出，未来5年该产业投资需求可达4500亿元。
面对新一轮的以“绿色经济革命”为名的国际经济规则主导权之争，中国如何参与？
新时代的“卖碳翁”
资深产业经济学家白益民，一直在追踪日本财团在华布局情况。他发现，当下全球舆论对碳排放、低碳经济概念越炒越热，而日本综合商社却早以实际行动在中国各地“攻城略地”。
早在1997年各国在日本东京达成《京都议定书》首次规定了减排目标，三井物产、三菱商事、住友商事等日本大财团和综合商社，就开始涉足二氧化碳排放权的购买与转手贸易。在中国黑龙江、辽宁、江苏、山东、四川等地，以日资二氧化碳减排合作项目一个接着一个。
在《京都议定书》中，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在2012年前不承担减排义务，但议定书鼓励承担减排义务的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购买排放量。比如，一家日本企业向中国某煤矿提供环保项目贷款，用来引进和购买日方先进的环保技术和设备，由此减少了二氧化碳排放，其减少的额度核算成标准单位，由日方企业向该中国煤矿购买。
表面上看，中国企业似乎没有损失，得到了资金和技术，失去不过是些无形的“碳排放额度”，可长远看，“就未必是那么回事了”。
白益民分析，一方面，日资企业在中国购买的“碳排放权”每吨只有几美元，价格压得很低，而它转手卖给日本企业或在国际碳排放交易市场上出售，价格可能是十几美元，现在这个市场方兴未艾，今后可能会上涨到几十美元；另一方面，日方向外输出了储备已久的环保、节能技术，占领了市场，由此形成产业标准和技术垄断，中国企业如果将来发展自主环保技术，就可能受制于人。
他认为，事实上日本综合商社利用减排项目“援华”，更大目的是要为财团企业在中国能源和环保市场上获得更多商机，从而在未来的节能性、环保性社会中占据制高点。
据记者了解，这种经由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基于环保项目合作的清洁发展机制（CDM），已经在全球形成一个奇特的“碳交易市场”。有数据表明，《京都议定书》正式生效后，全球碳交易市场出现了爆炸式增长。2007年碳交易量从2006年的16亿吨跃升到27亿吨，成交额的增长从220亿欧元上升到400亿欧元，2008年上半年全球碳交易市场总值甚至就与2007年全年持平。据联合国和世界银行预测，2012年全球碳交易市场容量为1500亿美元，未来市场规模可达到2000亿至2500亿美元，超过国际石油交易规模。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经济安全中心主任江涌认为，就像铁矿石等资源市场的扭曲一样，在新兴的国际碳交易市场上，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同样没有定价权，议价能力又较弱，信息与能力的不对称，处于非常被动与不利的地位。
他说，在金融危机之后，发达国家正在积极制定新的游戏规则，他们通过占领气候变化来“拯救人类共同家园”这一道德高地，其实主要为了卖环保技术。而多数发展中国家则沉溺于如何向发达国家更多更好地“卖碳”赚钱，甚至不惜相互杀价，相互指责，变成了新时期的“卖碳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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