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参考报12月2日报道 水价上涨的冲动源自于：一是资源价格有必要从原来的过低逐步上涨，这样才能保证中国经济增长模式从粗放转变为集约；二是当前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地方政府财政压力大，越来越不愿意对水务进行补贴。
从今年1月1日广州自来水全面涨价开始，全国多个城市先后拉开了涨价序幕，关于水价上涨的理由的争论一直没有结果。在近日召开的第四届中国城镇水务发展国际研讨会上，记者再次感受到了水价上涨的压力和关于水务改革的激烈争论。
聚焦 1 “涨价”是水务改革无法绕开的话题
一方面，城镇居民对水质和水价多有抱怨；另一方面，供水企业也有一肚子苦水。而“涨价”是整个水务行业无法绕开的话题。在研讨会上，参会的水务企业和协会代表普遍表示水价太低，影响了行业发展和供水安全，“涨价”呼之欲出。
对于水价为何涨声四起，国家信息中心专家委员会委员高辉清在接受《经济参考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涨价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中国当前面临经济转型时期，资源价格有必要从原来的过低逐步上涨，这样才能保证中国经济增长模式从粗放转变为集约；二是当前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地方政府财政压力大，越来越不愿意对水务进行补贴。
浙江省城市水业协会原秘书长洪觉民则将“涨价”归因于政府的投入不足。他在研讨会上指出：“城市供水的投资主体应当是地方政府，而水厂扩建、管道改造和延伸、供水一体化等现在都是企业自筹资金，企业的钱从哪里来？结果就是涨价。”
中国人民大学环境学院马中教授认为，水价改革是一个“似是而非”的问题，各种涨价的理由其实都可以作出相反的解释。比如“企业亏损说”，但怎么亏的公众并不清楚；比如“国际接轨说”，但国民收入并没有与国际接轨；比如“节约资源说”，但用水是居民的基本需求。
高辉清指出水价上涨必须遵循的路径，即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来说，经营要让水务企业保本，最好还有个微利，这样才能在地方政府财政困难的时候，让企业独立自主经营，等财力有所好转，还能进行升级扩建。同时，水务企业是非营利机构，所以价格不能无限上涨。从群众的接受程度来说，水价上涨的幅度不宜过大，各城市也不要集中涨价，应该分出先后。
聚焦 2 “政府”一时成为“众矢之的”
中国水务市场化已经走过了七个年头，“是市场化方向一走到底呢，还是寻求改革新突破。”浙江省城市水业协会原秘书长洪觉民给出的答案是，现在到了“供水归公”的时候。
“供水归公”就是强调政府在公用事业中的责任，明确政府是公用事业的投资主体。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法规司副司长徐宗威也指出，城市供排水是公共服务，不管改革怎么发展，政府的公共职能始终不能改变。
“政府与企业的关系”正是高辉清所认为的水务改革需要摆正的三大关系之一。其实，中国政府与水务企业发生密切关系的时间并不长，直到2002年建设部发布《关于加快市政公用行业市场化进程的意见》，企业才算是深入地参与到水务市场之中。2004年，建设部又颁布了《市政公用事业特许经营管理办法》，对政府主管部门和获得特许经营权的企业的职责进行了明确界定。
然而，水务市场化似乎和政府退出公用事业划上了等号。一些地方政府干脆对国有企业“一卖了之”，最终不可避免地造成“赤峰水污染事件”这类悲剧的发生。
高辉清向《经济参考报》记者指出，以前水务市场是政府主导型，企业运营费用直接从财政上拨，现在应该更多地贴近市场，往企业里引入私人资本。但水务企业毕竟不同于一般的企业，带有很大的公共性，所以还要保证政府对企业的控制力度。换句话说，即使百姓没钱可交水费，也要保证供水的正常，这就只有依靠政府的控制力。
水务改革的第二组关系是“市场与监管”。郭鹏用“企业很受伤害”来形容政府监管不足所带来的“痛苦”，他希望政府对“坏孩子”坚决打击，对“好孩子”坚决支持。
沈阳水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张国祥形象地说这是“渠没挖好”，即监管机制还没有建立和完善的时候，急于市场化改革，必然会产生种种不良后果。
监管机制的一个重要方面是要建立“坏孩子”的退出机制。正如高辉清对《经济参考报》记者所说，“企业运营水务，应该有盈利，但是如果企业存在利润转移，或者通过暗箱操作为自己牟利，就要让其坚决退出”。
高辉清认为水务改革还要处理好“企业盈利与公共责任”的关系，当经济情况不好的时候，即使企业赔本，也要保证水的供应。涨价也是一样，要看当时的大环境，如果当时CPI涨幅过快，就不宜调整价格，而是要等待合适的时机。
来自企业的张国祥对于“公共责任”更是感同身受，他指出，“公用企业一定要讲社会责任，没有社会责任也就没有立足之地，就将被老百姓和政府淘汰”。
不管是平衡哪些方面的关系，徐宗威指出，水务改革的本质是借用市场机制的办法，利用社会资源和力量，加快社会公共事业的发展，解决公共产品需求问题。“水利万物”，水务改革最终目标还是在于一个“公”字，最终才能真正获得公众的掌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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