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都市报:你提出建立“东方经济学”，目的也是呼唤我们重新认识日本的经济模式以及其背后的文化哲学基础？

白益民:对。2002年，日本商界两个最重要的经济组织经团联和日经联宣布正式合并，推举原日经联会长、丰田董事长奥田硕就任新的日经联的会长。经团联的会长有“财界首相”之称，实际上日本的经济政策是由经团联主导的。日本是产业立国，所以经团联会长奥田硕是日本经济的最高领袖。奥田硕此人以注重劳资关系，提出“重视人性的市场主义”理论，反对“资本至上主义”著称。在日本，股东利益并不是第一位，雇员利益才是第一位的。年功序列制、终身雇佣制的背后实际上是人本主义，而不是绩效主义。

日本这种财团模式里一个很重要的制度就是终身雇佣制，这些年来我们老说它是不好的，因为按照美国的说法人才要有流动，才有创新，而日本人却说终身雇佣制是一种能把很多的知识和技术积累下来的一种方式，产品的升级和综合化都需要这种积累。我们这些年来也老在说要有自主知识产权什么的，靠什么，其实最后是落实到人，买了专利技术，买了设备，但能维持多久？可能马上就被市场淘汰掉了，因为你没有升级能力，因为你的技术人才都在学美国，都在快速流动，技术沉淀不下来，其实这是日本的“工程师”文化。美国在利用它的金融资本(基金模式)的垄断力量管理全球，显示其宏观经济的霸道，而日本则利用这种商业资本(综合商社模式)，演义微观经济管理的王道。我总结为，基金姓“资”，商社姓“社”。而且，从更长远的来看，美国的这种模式与日本模式的竞争，最终谁会笑到最后，我觉得还不好说。

中国大型上市公司的经理们，在M B A们、投资银行和管理咨询公司的协助下，常常很容易被说服进入资本运作这一个更高层次的管理阶段，这其实是美国人的玩法。中国人玩不起，因为你有那么大的人口要就业，也要制造业立国。现在 到 处 都 是充斥着美国的MB A教育，中国的商业文明其实非常发达，甚至可以追溯到殷墟出土的器物上，只是在近代，我们穷了，我们就把我们的东西全盘否定掉了。日本是东方现代经济模式的样板，其实溯源的话，也是徽商、浙商商业文明的现代延续，但日本并不是东方经济学要研究的全部。实际上，日本的商业文明是中国宋明时期商业文明的继承和发扬，更早可以追溯到汉唐和殷商文化。

为什么中国学习财团模式没成功

南方都市报:中国在上世纪90年代初期，也曾经想学习日本的这种以综合商社为核心的财团模式，比如当时中央政府就明确扶植当时的中化集团做试点，最后为什么都没有成功？

白益民:一是大环境的问题。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乃至全球学习的榜样是亚洲四小龙，是日本。当时连美国人也学习日本，美国人也在高呼苏联解体后，美国最大的竞争对手是日本。当时中国与美国的关系并不好。你也知道，中国的学者是善于捕捉领导意思的，当时领导也倾向于学习日本，而韩国学习日本建立的财团制度相对来说又比较成功，也在快速扩张，当时在中国的学界就掀起了一股学习日本的热潮。中国的改革方向更多的是来自学者的建议，而当时这批去美国学习的留学生还没有回来，还没有像现在这样占据了各大高校和话语权的中心位置，所以当时的整个学习氛围就是学习日本。

1994年国务院正式批准中化公司在全国进行首家综合商社试点。但当时企业的内部运营机制，还不具备，还是计划经济的那一套，还是靠垄断，还是靠指标吃饭，价格机制都不是市场化的，也缺乏金融的支持，而实际上商社与财团是与市场经济结合在一起的，是面对市场竞争形成的一整套体系，就是说当时在不具备条件的土壤里播下了种子。另外，中化公司虽然是当时全国贸易行业的一艘旗舰，海外分支机构遍布20多个国家和地区，但内部管理尤其是财务管理非常混乱，到上世纪90年代中期时，集团负债沉重，许多项目管理失控，而各路诸侯各自为政，在投资决策和资金管理上拥有超常的独立性。

后来正赶上东南亚金融危机，舆论风向标突然变了，好像日本韩国不行了。美国的金融，玩虚拟经济，像索罗斯的这套比较厉害，再加上美国的IT行业的兴起，1999年麦肯锡公司介入中化集团的改革，为其设计了新的业务发展战略。中国开始学习美国了，像企业的发展应该是通过股市直接融资，而不是像日本财团，像温州商人这样间接融资，然后就是学盎格鲁-撒克逊这套经济模式，让企业进入股市去圈钱，接着就搞M B O，搞产权明晰，搞创业板，连企业上市的标准都是要搞主业经营，不能交叉持股，实际上主业经营影响了产业链的结合，美国建立在个人主义基础上的企业文化对整合产业链不感兴趣。当危机来临时，美国公司总是企图摆脱和剔除其陷入困境的产业和部门，而日本财团更加注意建立企业间的相互依赖关系，形成命运共同体，共度危机，共同发展。所以美国适合搞尖端的，或者一个新创的技术，它要求产业发展要主业经营，因为它最主要的融资方式是上市。但中国搞什么都一刀切，说学习美国，一窝蜂地都上去了。

南方都市报:中国正处在制造业升级的关键时刻，现在的确有回过头来重新认识日本这种独特的经济模式的必要。

白益民:是的。这些年来，中国学者对日本的认知水平还停留在“失去的十年”阶段，老拿日本这些年来G D P(国内生产总值)的低增长说事，而没有看到日本在整个海外的资本扩张和产业布局，日本已经走出海外很多年了，就像你回头看温州的G D P这几年都在下降一样，但温州不行了吗？真正衡量一国财富的重要指标是G N P(国民生产总值)，而不是G D P。G N P等于G D P加上本国投在国外的资本和劳务的收入再减去国外投在本国的资本和劳务的收入。在日本G D P低迷的2000年，日本人均国民收入却排名世界第一。到2002年，日本的海外存资产约合16277亿美元，相当于法、德、意对外纯债权总额的六倍，与1991年的3831亿美元相比，11年间增长了3倍多，年均的增长速度是两位数，他们正在默默地打造一个“海外日本”。

这种错觉其中也有感情色彩的成分，近年来我们与日本的关系不好，所以看日本我们也总看到日本不好的一面。然后我们也爱看韩国的热闹，韩国大宇家族出问题，现代集团的领导人被逮了，韩国前总统卢武铉中自杀了等等，但你要反过来看，韩国的财团模式与日本的财团模式是不同的，韩国的财团有点类似二战前的日本财阀模式，是受家族控制的，而且必须要给政府捆绑的很好，而在经历了这么多事以后，韩国的财团实际上现在也在社会化了。

南方都市报:中国人不重视日本的这种经济模式，实际上与留学欧美的这批人占据了话语体系的中央有关，除此之外，还有没有其他原因？

白益民:还有跟中国当下的发展阶段有关系，中国真正搞市场经济也就30年，或者更准确地说，也就15年，因为在邓小平南巡讲话之前的15年，我们搞的基本上还是计划占主导的经济体制，要求我们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或者在婴儿期深刻领悟并学习日本的这套经济模式是不现实的。日本的这套体制实际上已有近300年历史了，不断地改造完善，经过二战后的被动的分解，主动的聚合。

南方都市报:这里面值得我们深思的就是每一个经济模式的背后都有它的一套D N A符码，我们无论在学习或模仿的过程中，一定要深刻了解这种模式的来龙去脉和缺憾，以及与自身的基因是否契合的问题。

白益民:我们学习美国模式最主要的失败还是在意识形态这块，之前中国是深受儒家文化影响，经过前30年的社会实验失败，我们认为我们要个人主义，认为个人主义最能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提倡个人创业啊，崇拜比尔·盖茨啊，要改革原来僵化的国有体制。在经济模式上，这些年来学习美国这套，我觉得是必要的，是适合这个时期的需求的。因为这个时候中国的市场是一片空白，要做是能做起来的，但现在已经过了这段时期了，跑马圈地圈得差不多了，要精耕细作了，中国产业要升级，要争夺海外市场，是要进入已经被圈地划片好的市场，靠这种单枪匹马的个人主义是不行的了，日本的这套模式值得我们学习。

中国产业要升级，将来可能面临的最大对手就是韩国、日本，但我们必须搞清楚他们是怎么做大做强的，他们是如何拓展海外市场的。不要像中铝或者中投这样一搞都是大动作。日本当年吃过这些亏，当年日本高调收购美国的帝国大厦，被美国人惊呼“日本第一”的时候，日本被美国主导的广场协议，逼迫日元升值后，日本落入了金融陷阱。所以，日本现在做事越来越低调，越来越隐蔽，更多的是搞合资，你看很多合资企业的名字是英文名称，其实背后是日资在控制，你到北京商场的高档化妆品专柜走走看，七八成以上的化妆品其实都是日资的，但品牌都是英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