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都市报:这个财团体制内部是如何运作的?
白益民:在这个新型的、现代化的家族式企业集团中,主办银行(或金融集团)扮演父亲的角色,通常决定家属成员的血缘关系和姓氏归属,是家庭成员稳定的经济来源。而综合商社扮演了母亲的角色,它负责生儿育女(众多的制造业),对孩子的教育和成长施加影响,并为儿女长大后外出求学与发展谋划(获取情报),甚至为子女选择对象和操办婚嫁(创办合资企业)。
你要深入到综合商社里面,你会看到首先它是一个贸易公司,但与买办代理型贸易公司不同,它更是一个连带投资型的综合贸易公司。就像三井物产的社长所说,从卫星到鸡蛋,它可能什么都做。但它不是百货商店,综合的意思其实是集成,通过集成来发挥综合效应。它以贸易为平台,介入到产业里面,同时又有金融的服务功能,综合商社在日本又被称为“第二银行”,或“影子银行”,但它与单纯的银行又不同,有投资银行的功能,又有对关联中小企业的融资功能,它对关联的中小企业的帮助并不是融资那么简单,比如它还包销它们的产品。像三井物产作为三井财团的母体,已经培育出众多的世界级企业,三井财团体系内的五百强企业更是有一大把,其中就有丰田、东芝、索尼、三井住友银行、商船三井、三井造船、石川岛播磨重工、三越百货等知名企业。
这种模式在面临全球产业转移浪潮时,不像美国,一转移,美国就丢掉了整个产业,而日本是丢不掉的。所以你看到日本这么多年始终占据全球制造业的中心,而美欧的制造业日益空心化。一些学者在谈中国制造业升级的时候,喜欢谈要掌握定价权,其实日本的经验早已告诉我们,没有产业主导权根本谈不上定价权。
南方都市报:这样的一种经济模式,对日本社会产生了哪些深刻影响?
白益民:1996年我被派往三井物产东京总部研修和工作,主要学习日本、韩国和台湾地区的粮食贸易和美国的粮食期货操作。教授业务的大江先生对我说:“如果没有综合商社,日本经济就会垮掉了。”更让我吃惊的是,他说:“日本走的是社会主义道路,没有贫富分化。”
你若考察一下日本的这种企业制度的社会功能,日本国民首先将企业视为自己终身依托的归属团体,比如自称“丰田人”、“东芝人”等,他们是经过企业这一中介与日本政府和国家联系在一起的。日本的这种法人交叉持股的形式实际造成了经营者支配的结构。法人股东更多情况下与其说是为了“支配”本身,不如说是为了反映企业的关系程度,特别是稳定的交易关系。主办银行为财团企业的发展提供充足的资金,商社为财团这些法人股提供资源保障。这些法人股股东几乎很少干涉持股企业的具体经营活动,甚至不要求高的分红,这些为日本的职业经理人提供了充分展示自己的舞台。
日本的这些公司董事会成员的持股比例非常低,企业的管理者与员工的收入差距很小,不像美国企业,动辄几百倍。只是在近年,部分企业才开始引入期权机制,但仍然引起很大争议。所以东京大学的佐藤康邦教授用“从外面看是资本主义,从里面看是社会主义”来形容日本社会的特征。其实,他就是说日本的经济资源具有极强的统合性,这种统合性兼备了灵活性和战略性。日本的精英对他们建立了既有社会主义的国家干预和民众福利特征,同时又比所谓的“正统”的社会主义国家更灵活的制度自豪。需要指出的是,日本经济的计划性并不是来自政府的强力干预,而是产生于企业间的协调,在这个方面,在财团内部,经理人联合会发挥了重要作用,而在全国范围内,“经团联”(日本经济团体联合会)则发挥了日本整体的产业分工与协调作用,形成了名义上的“大日本株式会社”。一些经济学者也把这种制度称为“公社制资本主义”。
为何要建立“东方经济学”
南方都市报:我们回过头来观察二十世纪,这个世纪几乎所有重大的发明都是美国人干的,但最后进行大规模的商业应用,产品的升级更新等工作最后都是日本人深化完成的,这是否与日本的这种财团模式有关?
白益民:这首先就与美国的本土环境有关,美国人更强调利润,所以它不利于制造业的发展。因为它要迎合股市的要求,股票只有在财务报表好看的情况下才会涨,但很多产业是需要培养期的,而且是要有人才积累的,市场又要求不断地对产品进行升级,而美国的人才体制流动性比较高,所以美国的经济模式不适合产业的培育、升级,也不适合产品的综合化,规模化,而适合产品的发明。
美国经常玩一些概念,说个故事,然后就到市场上去圈钱,也不是说前者不好。电脑是美国人发明的,但笔记本电脑是东芝最先造出来的,手机是美国发明的,但由大板砖变成现在的小巧手机也是日本人干的。最后能把各种产品集约,综合化到一起,小巧,更多样性,能大规模应用生产的往往是日本人。为什么日本能做到这些,因为它的企业是有关联的,能透过市场的反应把各种技术综合在一起。美国往往是发明了一种产品,推向市场,然后有人复制,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美国企业相互之间缺乏关联性,到一定时候它就死掉了。而日本开始可能也有竞争,比如彩电,松下在做,东芝也在做,但竞争到一定阶段,它们就走向“和”,不是谁吃掉谁,而是互相持股,共同投资,甚至相互分工,像日立、东芝、索尼等公司共同干一件事,组建一个公司很常见,不仅在彩电业,在矿山机械等领域,它们都是这么做的。
南方都市报:如果深思二战以来的全球化进程,我们可能需要重新认识日本的这种经济模式对全球经济、金融的深刻影响。日本这种财团模式实际上使得日本在上世纪80年代后一直占据全球制造业链条的最高端,这最后导致美欧(德国除外)的产业空心化不断加剧,逼迫美国不断去做大虚拟经济。
白益民:对,美国在上世纪70年代经济学界出现了一个“比较优势理论”,我们现在把这理论当圣经一样看待,为什么70年代出现了这个理论,而不是30年代、50年代出现,其实这是一种被逼出来的理论,是当时日本、德国把美国的产业挤兑得不行了,那美国怎样生存,怎样竞争啊,那他就说要把利润低的产业转移出去,保留电脑啊什么的利润高的东西,后来什么都是低利润了,只剩金融了,美国人觉得钱能生钱,干吗还去搞生产。美国利用美元的全球储备货币地位,可以滥发纸币,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后,美国开始利用IM F向全世界推销浮动汇率,近30年来不断爆发的金融危机实际上与此是息息相关的。
美国利用美元的全球储备货币地位,可以滥发纸币,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后,美国开始利用IM F像全世界推销浮动汇率,近30年来不断爆发的金融危机实际上与此是息息相关的。美国现在只能玩虚拟经济和发明了,但美国的教育体系很厉害,很适合搞发明,他们通常在在大学里弄一个概念,把产品发明出来,但日本人也有应对之策,美国申请的往往都是原创性专利,而日本往往申请的都是实用性专利,原创性专利被实用性专利包围后,只能被动应对,因为原创性专利如果搁置几年不用,可能新的技术,新的专利就替代它了,而实用性专利是与市场息息相关的,它的生命周期比较长,最后往往逼得美国只能把原创性专利卖给日本人。因为原创性专利只有与实用性专利变成一个“专利池”最后才能成为一个普遍应用的产品和产业。像E V D这种产品,一个两个专利是不行的,它的应用是一个专利池。现在世界上申请专利最多的国家是日本,美国专门做专利的高通公司在中国才申请一千多个专利,而一个松下在中国就申请了上万个专利。
南方都市报:从近三十年频繁爆发的金融危机,从这次的金融海啸全球各国对美国的不满可以看出,当初欧元建立的最主要原因也是应对美元霸权,使欧洲各国不再深受浮动汇率之害,美国这种金融模式未必能玩下去了。
白益民:美国产业空洞化,这种金融模式要是玩不下去,我觉得它也会回归制造业,但它的制造业根基已经动摇了,回不去了,因为制造业需要高级技工而不是金融家,欧洲只有德国存在,德国的制造业体制与日本类似,西方人称之为“莱茵模式”,它是与盎格鲁-撒克逊模式相对立的一种模式。我把“莱茵模式”和“日本模式”并称为“农耕模式”,而把“英美的盎格鲁-撒克逊模式”称为“游牧模式”。
南方都市报:这两种模式区别在何处?
白益民:德国、日本都是深受农耕文化的影响,以培养、精耕细作为主,而游牧模式是掠夺式的、粗放型的,是放马吃草,注重短期利润的模式。为什么丰田会出现“精细化”生产,实际上就是深受农耕文化的影响。美国重拾制造业,可能会与欧洲产生更紧密的结合,重启与欧洲的金融产业合作。日本的产业在全球做得产业规模越大,它的风险系数也越大,从长远来看,它非常需要中国在产业链上的分工,需要中国巨大的市场来分担它的风险。日本可能会更紧密地与中国、韩国、台湾地区、新加坡、越南等东南亚国家和地区加强合作,形成雁字形排队。当然,中国现在产业升级,正在向台湾、韩国这些产业链条上的中段挤压,日本产业低端的下一个合作伙伴会是印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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