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沿袭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理论逻辑更是无法解释中国道路的问题。可以在一定意义上把西方主流经济学归结为一种“政府与企业分工理论”，微观经济学的核心在于证明市场如何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也就是德姆塞茨讲的，无非是证明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的原理”，而实践表明，市场是有缺陷的，于是，出现了宏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的核心任务就是如何通过政府来实现市场纠偏，或者叫对市场进行较正，所以，现在西方经济学的政府理论与自由竞争时代有所不同。以前，政府只是守夜人，而现在，政府还是市场的裁判员。可见，西方经济学也是与时俱进的。既有微观经济学，又有宏观经济学，在市场机制充分发挥作用的同时，又有政府的强大的宏观调控职能，于是，不仅资源可以实现最优配置，而且也可以实现社会福利的公平分配。表面上看起来万事大吉，天衣无缝了。这套理论，对于解释西方发达国家为什么发达，也只是提供了部分的真理。因为这套理论里，没有了资本的原始积累，没有了贩卖黑奴，没有了欧洲人征服美洲土著印地安人，当然也没有当年对华的鸦片战争。这套理论里，也没有经济危机和金融危机，没有了工人阶级运动，而所有这些，都是实实在在的历史实际。所以我们说，它既是一种经济学理论，同时也是一种意识形态。当然，我们也必须承认，这套理论反映了一部分的历史的真实，那就是，西方国家在全世界最先建立了市场经济制度，在全世界发展出最发达的国家宏观调控体系。

但是，这一套理论，对于解释中国的历史与现实并不是完全适用的。为什么？因为它解释不了，为什么在中国，即使进行了改革，中央和地方政府仍然保持了对经济和社会的强大控制，包括中国还存在占主导地位的100多家大型国有企业，中国的经济仍然保持了全世界同期的最好记录？当然，有人会说，如果按西方的模式改革了或者进一步这样改革了，那么，中国的经济发展会更好。假如果真如此，当然也不错。问题在于，一方面历史不能假设，另一方面，俄罗斯和东欧国家的例子已经否定了这一看法。

中国经济学的研究，必须从中国的国情出发，并且为中国的发展服务，而中国最大的国情是什么？不仅是人口数量世界第一，不仅是中国还有8亿农民，更重要的是，中国是G.C.D(不让输入，莫名其妙！)执政的国家。而G.C.D，有着自己一脉相承的理念与追求。这个理念和追求，就是实现中国的现代化，把中国建设成世界上强大的先进的国家，用现在的提法就是，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毛也好，邓也好，江也好，胡也好，虽然他们的具体执政方略有所不同，但是，在这个目标上，却是完全一致的。建国以来，虽然中国经历过挫折，但是，正是这一目标，使得中国的发展始终保持着自己的个性，走着一条独特的发展道路。

一句话，中国现代以来的历史，无论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还是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都没有提供一个完备的解释。所以，我们才需要创立中国经济学，用以解释这个伟大的历史。

如果我们不照搬马克思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既有理论，也不用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政府与企业分工论，那么，我们应该用一个什么“论”来解释中国的发展呢？

根据世界近代以来的历史给予中国发展所提供的外部约束条件，同时根据中国社会自身的历史条件与现代史的事实，我认为，应该以“国家”作为中国经济学的逻辑起点。

当然，要完整地论证这一点，需要做许多研究工作。我这里只能进行一些粗略的说明。

为什么要以国家作为中国经济学的起点，而不是像现在的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那样以社会主义制度为起点，也不像西方主流经济学那样以供求关系为起点，主要的原因在于，中国现有的全部制度，一开始就是以国家的形成为前提的。而且，中国的所有现象离开了国家，几乎都无法得到合理的解释。可以说，国家的影响无所不在。即使是现在实行市场经济体制，承认了市场机制在配置资源方面的基础作用，这一点也没有根本的改变。正像马克思认为资本是资本主义所有经济范畴中的“普照的光”一样，国家在中国也是一种“普照的光”。而中国现代国家的建立，根本无法用原来的马克思理论来加以解释。因为中国现代的国家形态，并不是简单地由经济基础决定的，相反，正是建立了国家，才去建立那个经济基础。中国的公有制，不是源于发达的社会生产力，而是源于国家发展的需要。在中国，社会主义不仅是一种目标，更是一种手段。国家领导人曾经不止一次地、非常朴素地指出过这一真理：社会主义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

以20世纪的世界体系为背景，以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和新的国家建立为前提，从国家发展战略出发，我们就可以解释中国为什么是一个落后国家，但是必须建立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并且为什么这种社会主义制度只是这个样子，而不完全是马克思理论上的那个样子。

在中国，国家，就像马克思讲的“普照的光”。我们不应该仅仅从国家的内部要素出发来解释中国的国家，而应该从近代以来的世界体系出发，从这个角度说，把国家作为一个整体当作出发点，在逻辑上应该是可以说得通的。相对于世界体系来说，国家就是一个基本单元了。在全球化的时代，国家更应该成为新的经济学分析的起点与基本单位。事实上，也只有从世界体系的角度，才可以解释中国的革命与社会主义道路问题。

对于中国而言，近现代以来的全部历史，其主旋律就是实现国家的现代化。革命也好，建设也好，实行计划经济体制也好，实行市场经济体制也好，建立庞大的国有经济也好，允许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也好，都是服从于这一任务和目标的。因而，在理论上，我们就应该把国家的现代化作为创设中国经济学的核心问题来对待。所以，为了贯彻以国家为中国经济学的逻辑起点这一点，我们需要重新构建关于近代以来的关于世界体系的理论，重新构建新的国家及其发展的理论。有了这两个方面的理论，我们才能够解释为什么中国的制度既不像马克思理论所主张的那样，也不像西方主流经济学主张的那样，但是，它却取得了成功，并且它还有可能将进一步走向成功。当然，围绕以上观点，可以展开许多新的理论研究，创设“中国经济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