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关于怎样创设中国经济学的问题

提出创设中国经济学的命题，虽然在眼下看还是一个非常远大的事情，但是，却有着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它的重大意义在于，有了这样一个意识，有了这样一个价值观（应该说，这是一种理论上的价值观），那么，我们就不会偏信现有的所有经济学理论，我们就不会再执迷于从书本到现实，而是会更加自觉地走向中国经济的现实，从而使我们的认识更加贴近实际，学会从中国经济发展的实际去进行理论上的概括与总结，从而使我们更具有理论创新的源泉。从书本到书本，是不可能实现任何理论创新的。理论创新的根本源泉，一定是活生生的现实经济与社会生活。

那么，如何创设中国经济学呢？显然不可能是抛开现有的所有理论去创新了。那是不可能的。而眼下，能够给我们提供理论养料的，当然首先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方主流经济学。我想，在这一点上，是不应该有分歧的。所有的理论创新，必须以既有的各种理论为前提与批判的对象，这是理论发展的规律。所以，中国经济学的创设，必须以全面地借鉴与吸收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主流经济学中的部分现有成果，这是不言而喻的事情。

当然，这中间又出现了一个问题，就是所谓指导思想的问题。关于这一问题，我想不应该是一个大的问题，“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是不需要讨论的。为什么？因为从理论上解释中国的发展问题，只有从马克思的理论范式中吸取最根本的方法论。我后面的看法也正是运用并在此基础上改进马克思的理论范式所得到的结果。

那么，马克思主义理论给我们提供的指导是什么呢？

我不认为是什么实事求事的原则。把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方法简化为一个实事求是的原则，并没有反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真正的精髓。我们想一想，难道西方主流经济学就没有实事求是吗？难道西方主流经济学家们只知道坐在书房里杜撰各式各样的理论吗？显然不是啊。人家一样也是在搞各种调查研究的，甚至比我们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做得一点也不差啊。所以，光讲实事求是，太抽象了，不能反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精髓。

所谓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一定是离不开马克思主义的具体理论的。而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精髓，而且是西方主流经济学所没有的东西是什么呢？概括起来说，就是关于社会发展规律的理论。唯物史观也好，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也就是他的全部经济学理论也好，它们的核心，都在于构建社会发展规律的理论。只不过，唯物史观构建的是关于人类社会历史发展一般规律的理论，而马克思的经济学理论所构建的是关于资本主义发展规律的理论。我曾经撰文提出，马克思经济学的核心就是揭示资本主义的经济发展规律。现在我要进一步指出，全部马克思主义理论，其核心就是关于社会结构及其发展规律的理论。虽然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仍然有许多问题值得进一步研究与创新，但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所提供的这样一种分析社会历史与经济的整体框架，这样一个理论构思及其核心，是西方经济学所没有的东西。西方经济学以资本主义为前提，并且以此为限，它既没有科学地说明资本主义从何而来，也从来不从历史的角度出发去讨论资本主义向何处去。

然而，中国社会的最大的问题恰好在于，它从何而来，为何这样来，它究竟要向什么方向去发展。具体来说，中国经济学面临的头号理论问题是：中国为什么要搞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中国为什么在发达国家都没有搞社会主义的前提下搞社会主义？中国为什么要在生产力还很落后的条件下搞社会主义？中国为什么要全世界大多数国家都不搞国有制经济的背景下仍然要搞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中国为什么在苏联都解体了，东欧国家都剧变了的条件下仍然要搞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而且中国这样搞为什么是成功的？

这些问题，不仅西方主流经济学没有提供科学的答案，而且现有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也没有回答或者没有很好地回答。信仰西方经济学的人的结论非常简单，那就是根本否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他们不承认中国还是社会主义，至少是初级阶级的社会主义。他们也不主张中国搞社会主义。可是，前面已经指出，他们的观点，与中国改革开放31年来的事实相矛盾。

我说中国现有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同样也没有很好地回答我上面提出的问题，可以以现有的各种各样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为证。我们去翻一翻所有的这些教科书，社会主义部分基本上先讲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然后是按照中央文件所论及的内容进行罗列。这样的内容，说不上是一个真正的理论体系。相对过去计划经济时代的社会主义经济学而言，现有的关于社会主义经济的理论更加缺乏逻辑性和理论性。最重要的问题被省略掉了，没有从理论上真正回答上述问题。这些问题不回答，下面的内容根本就是建立在沙漠上的。而要回答这一问题，当然并不是那么容易的。但是显然，这个问题不回答了，后面的内容的展开就根本没有理论基础。

因此，要解释中国的现有经济制度与体制，必须重新构建一个关于社会制度的理论，特别是关于落后国家经济制度与经济体制的理论。之所以要重新构建，是因为原来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提供的关于制度的理论（历史唯物主义）是以西方国家的历史为背景构建出来的，并不能直接用来解释中国社会独特的发展条件和道路。相反，如果机械地照搬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只能得出在中国只能搞资本主义的结论。因为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确实表明，社会主义，只能以发达的资本主义为前提。邓小平的这样一个观点是完全正确的：贫穷不是社会主义。而中国的社会主义，恰好是建立在贫穷的基础之上的。而这一点，正是一些人主张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重要依据。邓小平还说过，发展生产力是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这个观点，与马克思的关于社会主义的理念是很不相同的。在马克思那里，社会主义是人的全面发展和彻底解放的社会，它以生产力的高度发展为前提，因而，在马克思的社会主义里，虽然仍然要发展生产力，但肯定已经不再是“根本任务”。当社会主义还要把“发展生产力” 当作根本任务，并且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时候，那么，它就必然在许多方面与资本主义具有相似性了。在马克思的理论中，发展生产力和经济建设，那恰好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客观历史使命。

我这里还要指出，虽然马克思也有一些关于落后国家发展道路的论述，但是，它是以发达国家首先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为前提的。马克思从来没有认为，在发达国家的工人阶级没有夺取政权之前，落后国家的工人阶级何以能够取得社会主义革命的最终胜利。这正是为什么马克思自始至终都主张“全世界的无产阶级联合起来”的根本原因。在马克思看来，工人阶级的解放决不是一个民族或国家的事情，因为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从来就不是一个国家的现象。而现实的中国，恰好是在世界资本主义的汪洋大海中走社会主义道路，而且在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之后仍然坚持这一道路，并且到目前为止是成功的。那么，中国这样的道路为什么成功？现在的政治经济学理论都没有彻底地加以解释。而这个问题，又是所有人都最关心的问题，也是很多人感到困惑的问题，也是很多人感到迷茫的原因。怎么样从理论上给予中国独特的发展道路提供一个完备的理论解释与分析框架，这正是创设中国经济学的核心任务和远大目标。

三、关于中国经济学的核心问题与逻辑起点问题

在构建新的政治经济学体系中，曾经有一些学人提出过这个问题，例如有人提出把“劳动”作为逻辑起点。我这里不予详细地评论，只是结合上面的思路，谈谈我个人的认识。

我认为，中国经济学最需要解决的首要问题，就是中国现有的经济制度为什么是这个样子，而不是别的样子。如上所述，要解释这个问题，既不能沿袭马克思经济学理论原来的逻辑，也不能照搬西方主流经济学的范式。

因为如果沿袭马克思理论的逻辑，只能得出中国只能走资本主义道路的结论。也许许多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也没有想到过这一点。只要我们想一想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里讲过的那句话就知道了，马克思说：“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存在的物质条件在旧社会的胞胎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如果我们想一想中国在1956年那个时候的生产力水平，毫无疑问，是根本不具备建立社会主义的物质生产力条件的。假如我们把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联系起来考虑，那么，在中国为什么要搞社会主义就更加成为问题了。试想，连生产力水平比我们发达多了的欧美国家都没有搞社会主义，为什么一个落后的国家要搞社会主义？这样一个问题，是沿袭马克思的既有理论的人很难回答的问题。显然，要正确地回答这个问题，必须用发展和创新的眼光来看待马克思的理论，并且用这种眼光来分析和回答这个问题。我想，这也许是在中国为什么那么多人不相信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原因。因为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来解释这个问题的时候，可以说是捉襟见肘，顾此失彼的。这不是办法，必须换思路，换理论。我认为，根本的出路在于，不要把马克思关于社会发展的理论当作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而是要认识到它主要是基于西欧国家的历史，这一点，马克思晚年的时候自己也讲过的。中国近代以来特别是现代历史的演变，必须创立一个新的理论来加以解释。在这方面，其实过去毛泽东创立的新民主主义论已经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典范。可是，毛泽东的理论及其宝贵的独创精神早已被人遗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