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我们也像杉杉、 雅戈尔那样走大规模生产的路，那么我们在资金和时机上都没有任何优势。所以，红都应该定位在以高级定制为主。今天人们提起红都还要顺带说一句，这是国家领导人穿着的品牌。”北京红都集团公司总经理顾明天说。

1956年，几十位上海最著名的老裁缝带着他们的剪刀和皮尺举店搬迁至北京东郊民巷，组建了红都服装集团的前身北京市红都时装工业公司，专门为中央领导人制作能够代表国家形象的“国服”。那一年，3岁的顾明天还在北京胡同中玩耍。

1984年，专供中央领导的红都开始走出高墙，正式对普通百姓开放，不过顾明天还是费劲托了半天关系才买到一件红都的毛料西装。两年后，33岁的顾明天正式加入了红都旗下的华表时装公司，他开始受别人之托帮忙购买红都西装，之后的几年他都享受着“在红都工作”的那份荣誉感。

当50岁的顾明天正式出任红都集团总经理时，红都已在市场中几经磨难，这家拥有40多年历史的老牌服装企业已连续亏损多年，甚至想要放弃服装业务。看着具有如此辉煌历史的品牌正在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顾明天的想法就是不能让这家在全国可能都是仅存的国有服装企业就这样颓败下去。

今年56岁的顾明天跟红都这个品牌一样，身上带着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这两个时代的烙印。比起在市场中曾经遭遇到的困境，他更为津津乐道的是红都的悠久历史和独特品牌资产。而他心目中红都未来的发展道路，除了对现代经营管理方式的引进和学习，更离不开对精工制造之传统的回归与继承。

红色名牌

中国没有“皇家制衣”这个说法，要是有，我们红都就是。建国后的北京是全国外事活动最频繁的地方，但却没有好的服装店，即使是很高级别的政府官员都没有专门的裁缝。1956年，在周总理的关怀下，北京市政府与上海市政府协商让上海21家名牌服装店陆续迁入北京，按照现在的说法就是填补了高级定制服装市场的空白。为了方便管理，北京市成立了时装工业公司，1964年更名为友联时装厂。

文革开始后，友联时装厂更名为人民服装厂，旗下的几家服装店也纷纷更名。蓝天更名为卫东，雷蒙更名为前进，波纬变成反帝。不过，波纬主要是为外宾服务的，叫反帝太不适合，于是又更名为红都，既寓意着红色首都，也包含着红帮裁缝的意思。红都这个名字就一直沿用至今并且成为了集团名称，如今红都集团旗下拥有红都、蓝天、造寸、华表和去年重新开张的双顺五个品牌。

1980年代以前,红都基本不对外营业，只有拿着出国证或者省一级介绍信的人才能来红都做衣服。在当时，红都就是身份和地位的象征，穿上红都西服的老百姓即使没有出过国都会有出国的感觉，现在的年轻人可能都不能理解，但当时就是这么回事，只有裁缝没有品牌，红都就是唯一的服装名牌。

能够为国家领导人特供制衣，红都的工艺、技术肯定没得说。从红都的历史来看，“精工”就一直存在于它的基因之中。50年前组建红都的21家服装店都是上海当年最有名的服装店，而上海制造的水平就代表着整个 中国服装制造的最高水平。当时组成红都的三家最大服装店之一的造寸三十年代创立于上海，创始人张兆春先生后来改名为张造寸，就是希望造寸服装店的服装精工细作，一寸一寸地制造出来。

建国10周年庆典，我们的田阿桐师傅接到命令为毛主席制装，当时给主席量衣不能近身，田阿桐师傅就在5米外目测，最后做出来的衣服毛主席非常满意。别看中山装看上去好像都一样，其实差别很大。就拿领子来说，毛主席身材魁梧，所以他的中山装衣领比普通的领口更宽。邓小平总书记个子要矮一些，他的领口我们向下挖了一寸，这样显得他人精神。给邓总书记做衣服是最难的，他穿衣服不要里子不要衬，衣服很难挺立，我们的师傅就想办法，换了缝制的针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