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投资的方向来看，以“前一段时间的土地拍卖大都被大型国有企业以很高的价格拿走”为例，刘迎秋认为，这一方面表明，在4万亿的投资计划中，给大企业的贷款多了一点，另一个值得重视的是，中国的房地产业特别是商品房的价格在老百姓的收入还没有足够高的时候，价格却畸高，可能会导致劳动者的收入和他的支付能力之间矛盾的加深。

    “而且，中国经济的增长动力应该更多地依靠实体经济，而不能倚重房地产业”，受访的专家认为。

    当前我国经济正处于企稳回升的关键时期，对于部分行业出现的产能过剩和重复建设，如不及时加以调控和引导，“不仅严重影响国家扩大内需一揽子计划的实施效果和来之不易的企稳向好的形势，而且将错失利用国际金融危机形成的市场形势推动结构调整的历史机遇”，受访专家表示。

    破解压力有赖于改革

    对于一揽子经济刺激计划实行一年，有关“退出政策”和是否会发生通货膨胀的担心，刘迎秋认为，“有点过早，不应该过于超前地造成心理恐慌和政策调整预期”。

    在他看来，目前物价并没有正增长，即使明年上半年物价上涨3%，也不意味着通货膨胀。物价低的时候，政策应以宽松偏中性转移，而不是宽松向紧缩转移。即使物价增长达到3%到6%之间，也还是应选择中性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为主，而不应该紧缩。

    “总体来说，政策的取向不要有大的调整，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稳定不变，是非常正确的”，刘迎秋认为。

    杨瑞龙则建议在货币政策的结构上进行一些调整，特别是对中小企业的贷款方面进行调整。“目前来看，对于民营经济和中小企业的发展，货币政策上还是有待努力的”。他强调，“货币政策既要有效地保证经济的增长速度，也要能够对未来的通胀有足够的警惕，避免经济的大起大落”。

    多位受访专家建议，围绕控制盲目投资和产能过剩、行业垄断限制竞争和活力、城乡经济发展不平衡、收入分配领域存在严重差距、缺乏核心技术和高端竞争力、政府行政管理体制不适应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等深层次体制问题，需要抓紧研究分析解决之道。

    对于一揽子刺激计划应该怎么发展，下一步经济发展的着力点是什么，刘迎秋表示，政府的财政投入还应当继续进行。“有人认为政府的投入对民间投资有挤出效应，应该撤出了”，刘迎秋认为，“这是不准确的。到目前为止，物价还是负增长，这就意味着整个社会需求还存在着不足。而物价负增长里面投资品的价格也在下降，生产资料的价格在下降，这说明生产的需求也有不足，不仅消费需求不足，生产的消费需求或者投资需求也存在着不足。”

    而要解决需求的问题，刘迎秋建议从五方面着力：

    第一是4万亿投资里面作结构调整。由原来的着力于投资“铁公基”这样的基础领域，即着力于长远发展的基本建设，转向技术改造和产业结构的调整。换句话说就是企业的生产技术、生产工艺的改造，以及产业转型所需的一些资金的投入。这是一个很大的投入。

    第二个由原来重点扶持大企业转向扶植中小企业。扶持的方式不是直接投资给企业搞生产，而是采用杠杆的方式。比如建立技术改造基金，中小企业如果进行技术改造，财政给予相应的补贴。对中小企业的贷款方式也可作进一步调整。财政不是把钱直接给企业，而是给银行。企业如想向银行贷款以进行技术改造或者产品更新，贷款的利息财政进行补贴。

    第三就是财政收入分配和再分配。针对低收入阶层进行转移支付补贴。目前来看，这方面的补贴机制有待完善。

    第四，加大对带有职业性和技术性的应用型教育的财力支持。

    第五，面向未来的发展要着力发展更多的服务业，加强对服务业发展的政策资金支持。

    杨瑞龙也赞同“在保持投资对经济拉动作用的条件下，考虑投资方向的变化，加强对那些未来极有增长率的一些产业，比如服务业、高新技术等的投资”。

    “年初是为了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保增长，现在应该在保增长的同时更加注重调结构”，杨瑞龙指出，“对产能过剩问题要有足够重视，不能大量的投资投到产能过剩的产业当中，为下一阶段的结构调整增加成本。”

    对于投资的主体，杨瑞龙认为，从现在来看，民营投资和外商投资的增长率还不是太高，下一步要努力创造更好的环境来启动这些民间投资。

    在杨瑞龙看来，当前经济问题中关键的环节无论促内需还是调结构都依赖于改革，“促内需的关键还是要有消费需求，而消费需求背后是收入分配问题，收入分配改革要考虑怎样提高老百姓收入在整个国民收入中的比重。包括社会保障体系的建设问题，这些都能促进消费需求；调结构的问题是一个增长方式的问题，增长方式的转变又是改革的问题，所以改革力度还需要进一步加大”。

    对社会保障体系的建设，朱佳木在采访中也强调：内需起不来，还是一个社会保障体系的不健全问题，应该下更大的决心投入更多的资金，尽快把社会保障体系全面建立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