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的依赖

长期以来，在“在中国设立的外资企业就是中国企业”的荒唐逻辑下，以超国民待遇大力引进外资，由此形成了对外资的过度依赖，使在中国形成了一个个近乎不受中国监管的“经济飞地”，聚集着随时可以撤离的“浮萍式企业”；更加使得投资热高烧难退，且宏观调控越来越受外部力量的干扰；导致热钱肆虐，投机盛行；严重挤压民族资本的生存空间，对本土产业竞争力形成巨大抑制作用，一些重要产业（特别是重化工业）外资主导的特征越来越明显；导致中国产业链普遍偏短，就业不足，最终造成消费不足，生产与消费循环不畅；使中国正在失去对越来越多的行业的主导权和市场发言权；等等。

此外，还有对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所主导的国际体制与秩序的依赖、对西方为我们“精心培养的人才”的依赖以及对西方经济自由主义思想与理论的依赖。对西方严重的不对称依赖，正赋予西方国家敲打、讹诈中国越来越大的能量，中国动辄得咎，在对外交往中处于被动和不利地位。

过度不对称依赖的沉重代价

对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不对称依赖，客观上正越来越广泛与深入地影响中国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欧盟、美国、日本分别是中国前三大贸易伙伴，是中国的主要资金、技术来源，也是中国于当今世界最重要的经济合作对象。中国的主要贸易顺差来自美国，美国也是中国最大海外投资国，中国2.4万亿外汇储备中约2/3是美元资产。中国对美国与西方的经济依赖，使中国的经济越来越容易受到外部冲击与影响，越来越深刻地感受到西方周期性经济寒流。2007～2009年美国次贷危机引发国际金融危机，就让中国切身感受到“依赖的代价”。

对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不对称依赖， 赋予了他们敲打、讹诈与捧杀、忽悠中国的权力。在无政府的国际秩序中，国家之间的经济交往更重视的是“相对收益”的大小，而不只是“绝对收益”的多少。如果两个国家从相互依赖中获得的收益不等，那么获益少或获益虽较多但却不足以维持原有的相对实力优势的一方，客观上存在着破坏或限制双边经贸关系的倾向，以消除对方获得的相对好处的可能。在中美乃至中国与整个西方的经济交往过程中，虽然美国与西方国家往往获益更多，但是美国等西方国家认为，这种较多收益不足以维持原有的相对于中国的实力优势，也就是对中国的优势地位日益缩小。因此，制造经贸摩擦也就日益频繁，以逼迫中国在经济或非经济领域给予西方更多让步。美国等西方国家根据战略或战术的需要，对中国时而打压时而捧杀，或打或捧，打捧并举，忽悠中国承担西方自己不愿承担、中国本不应承担、超出中国承受能力的所谓“大国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