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随着工资上涨资本流动也出现了非常重要的变化，大家看，09年外资流向，原来的外资流入大省，比如浙江、上海、江苏，都出现明显的回落，浙江省出现了负增长，而中西部地区重庆、山西、辽宁、四川等省成为了大量的外资流入地，这跟东部地区劳动者工资上涨有很大关系。

    第二，工资水平的上涨，我们认为是由综合因素造成的，比如人口因素、周期因素、政策因素、结构因素等等，其反映的是在保留工资和劳动力市场供求关系的共同推动下，农民工工资形成机制正在从传统的生存工资法则转向保留工资约束下的市场议价型工资法则转变。

    1、我们认为随着我国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保留工资不断上涨，推动低端劳动力价格上涨。所谓保留工资，就是留在农村的劳动者的收入水平，它的上涨主要原因源于农村改革使务农收入进入一个稳健的上升通道。随着农业税豁免、粮食补贴、粮食收购价保护政策等，人均产出增加的好处留给了农户，人均产生的增加真正演变为务农收入的增加。另外，受制于经济发展的资源约束，资源价格不断上涨，它将带动城市生活成本的上升，这对转变成本带来了上升压。此外，中国农民工出现了新生代，这也导致了保留工资的上升。

    2、留守劳动力的家庭分工特征使劳动供给曲线变得缺乏弹性。尽管农村仍存在大量的剩余劳动力，但劳动供给不再具有无限弹性。

    有人说中国工资已经进入了刘易斯拐点，刘易斯认为经济传统两个部门：传统部门、现代部门，传统部门由于工资很低，当工资达到工业水平就由农村城市转移，这里面就有个刘易斯拐点问题，当刘易斯拐点出现的话表明传统经济已经向现代经济的过度。事实上我们中国的刘易斯拐点有没有出现？目前我们中国的农村还有3亿多的劳动力，经测算就业率大概也就40%-50%的样子，毫无疑问中国还是存在剩余劳动人口的。

    正因为如此，我们认为农村供给劳动力和农村劳动力的家庭分工是有很大关系的，事实上中国的家庭分工是特别明显的，因为农村人口有所谓的承包地，因此中国的农村家庭有比较明确的分工，也就是说一部分在城市打工，还有一部分留在农村。因此他们这一部分的人转移能力是受到很大限制的，由于这种家庭分工的特征，导致了这部分人转移不出去，那么工业部门必须以更高的工资作为补偿，劳动供给就会变成一条向上倾斜的曲线，起码不是无限弹性的，我们利用内蒙、甘肃两省1500个农户的调查数据进行了分析，99年在农村留守劳动力中只有19.3%的劳动力表示因家庭原因而不愿出外务工，但到了04年这一比例升至28.9%，增加了近10个百分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