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沙糖酒维权老职工代表向湖南省及长沙市政府提交的“申诉”主要牵涉朱法明4方面的问题：做假账搞“负改制”、国企资产评估缩水低价改制、借“公家钱”用作个人购入原始股的股本金、改制程序和职工安置存在问题。

　　“作为京程实业、长沙糖酒的党委书记和法人代表，以及长沙糖酒改制的执行者，我正主动回避，我唯一能做的就是保持沉默，接受联合调查组的调查。”朱法明说。

　　联合调查组发给长沙糖酒老职工的“通告”称，长沙市委、市政府对此高度重视，“已组织长沙市国资委、改制办、总工会、维稳办、信访局、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内贸办等部门组成联合调查组，联合调查组于5月6日进驻京程实业。”

　　朱法明对这样的调查并不陌生，“无论是检察院、纪委、国资委、工商局，现在还没有任何一个主管部门或公检法机关认定我错了。”朱法明说，“清者自清、浊者自浊。现在我不想做任何回答，不是我不在乎，是难跟他们说清楚。”

　　资产低估之疑

　　长沙糖酒2001年对所有职工实行了国有身份置换。在朱法明以及公司的老职工眼里，长沙糖酒当时进行的是一场“负改制”。长沙糖酒老职工维权小组提出公司被做假账及遭遇低价评估的质疑，“这更加剧了长沙糖酒的负资产。”

　　1999年年底，长沙出台国企改革意见，要求实行“两个置换”——通过产权转让，“置换”企业的国有性质；通过一次性补偿，“置换”职工的全民身份，让职工走向市场。

　　当时确定国有资产出让价的方法是：从待改制国有企业的评估总资产中减去其负债得出其净资产，再减去按人均标准支付的给解除劳动关系职工的经济补偿金，扣除资产损失、拖欠职工工资、医药费、社保费用、内退人员费用，剩下的才是拟出售的企业国有资产。

　　《长沙糖酒改制方案》显示，截至2000年12月31日，长沙糖酒负债率达到91.35%，所有者权益为885.9万元，职工3000人。“改制时，这885.9万元在账面上扣除职工身份置换金、拖欠职工工资、医药费、社保费用、内退人员补偿金后，公司就成了‘负资产’。”京程实业一不愿具名的高层透露。“而一旦沦落为 ‘负资产’，长沙糖酒当时1.02亿元总资产实际上只需几百万出价就可卖掉。”

　　在“身份置换”项目中，长沙糖酒对1984年以后参加工作的劳动合同制职工 （含1995年以后参加工作的所有职工）解除劳动合同，按工作年限600元/年的标准给予补偿；原固定制职工，距离法定退休年龄10年以上的，终止劳动关系后，按工作年限900元/年的标准给予身份置换金。长沙糖酒老职工、京程实业现股东周应轰正是靠上述途径获得25300元补偿款，“3000职工多多少少都领了一些补偿款，长沙糖酒就逐渐变成了‘负改制’。”

　　长沙糖酒老职工维权小组在2010年5月向湖南省、长沙市政府提交的“申诉”中指出，长沙糖酒存在做假账嫌疑。“2000年2月22日，长沙糖酒下辖的酒类饮料批发部，承包人邵佑湘承包经营期满，在移交工作前曾进行了依例审计。”

　　根据长沙孜信有限责任会计师事务所的长孜审字 （2000）57号审计报告书注明：依据酒类饮料批发部1999年12月28日编制的2000年1月8日凭证及与安徽种子酒总厂经营总公司于1999年12月27日签订的协议书第2条和第5条的约定，长沙糖酒下辖酒类饮料批发部应付账款中安徽种子酒总厂金额为116.54万元的不需支付款项调账计入营业外收入。

　　接手酒类饮料批发部的京程实业在2003年委托湖南新星会计师事务所作出审计报告，京程实业负责提供的会计报表中对安徽种子酒总厂经营总公司的应付账款在2002年期末的余额却增至196.27万元。“京程实业接手酒类饮料批发部后并未与安徽种子酒总厂经营总公司再有业务往来，这一正负操作合计就制造了300多万元的亏损。”侯甫初表示。

　　在“申诉”中，长沙糖酒老职工维权小组还质疑资产评估 “缩水”。“黄金地段的商铺最后被评估成了白菜价，甚至不如2000年的拆迁补偿标准高。”

　　面对上述质疑，朱法明笑称：“以前的职工想重新分割资产，肯定就要揪着我。所谓做假账的问题是不存在的，否则我早被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