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冬天，温州商人有点“冷”——— 迪拜楼市被套资金30多亿元，省外煤矿投资损失150亿元。“倒霉”与“倒煤”成为最近从迪拜与省外返乡温州商人的口头语。寒冬之下，温州商人开始反思“草根经济”，浙商资本投资促进会副会长蔡骅表示，“草根经济”总会长大成林，游牧民族终究会过上“定居”生活，温州民间资本现已进入“三十而立”的脱胎换骨期。(12月21日《中国青年报》)

    如预想的一样，网友留言中充斥着一片幸灾乐祸的叫好声。显然，温州人的名声在公众中并不理想，社会上流传的除了他们的暴富神话，似乎一切都围绕着一个“炒”字。

    确实，温州商人之所以容易成为媒体吸引眼球与社会“妖魔化”对象，是因为他们一直行走在市场与政策的模糊地带。早在计划经济时代，政策不允许民间“鸡毛换糖”，但温州人已经偷偷摸摸借此走遍千山万水。我坚决不能认同的一种批判逻辑是：温州人的最大优点反而是温州人犯下的最大错误。因为温州人的敢闯敢为，加之理性经济人的精准市场眼光，以及同乡抱团精神，让他们成为这个财富至上年代的佼佼者——— 这绝不应该成为公众仇视和批判他们的理由。

    斯密在《国富论》中说：人以自利为出发点对社会的贡献，要比意图改善社会的人贡献更大。这个意义上，其实我们每个人或许都曾间接受益于温州商人。至少，温州商人这条“鲶鱼”，对于市场经济的局部繁荣和市场规则的逐步完善，发挥了很大的积极效用。正如学者秋风所言：在中国，最伟大、最令人敬佩的企业家，不可能出在北京，也不可能出在上海，相反，他们在温州已成批成批地出现。尽管他们的财富也许还上不了富豪排行榜，但他们是真正的企业家，因为他们具有真正的企业家精神：能够灵敏地嗅出哪里有获得利润的机会，并且毫不犹豫地抓住机会，最重要的是，通过服务于他人获得利润。

    在民营经济发展的大背景下来看，以温州商人为代表的“草根经济”需要得到公众的理解和扶持。应该看到的是，在国家垄断行业或央企占据主导地位的行业，温州民间资本根本没戏，温州资本的出路并不仅仅只是取决于他们自身。倘若市场能够更加开放更加自由，我们有理由相信聪明的温州资本会创造出更多令人尊敬的伟大企业。可是，如果我们只是满足于发泄无谓的不平，却很容易助推一个“国进民退”的逆向改革进程。如此，没有更多出路的温州资本，实则只有两条路可走：一是继续发掘模糊地带疯狂投机，二是无机可投之后移民海外。“草根经济”是生长企业家精神的一片沃土，但是企业家精神从来就不是“仇富”能够仇出来的，也不是简单呼唤能够呼唤出来的，企业家精神首先必须出自一个对私人合法财产高度尊重和保护的健康财富文化和优秀创富环境。当然，温州商人在追逐财富的过程中，确实有些过于投机，温州商人确实需要反思资本的出路：能不能不过分地追求高额回报，做到理性输出与可持续发展？只不过，温州资本要反思，政府和公众同样应该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