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建勋（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

    五年以前，四川乐山市嘉农镇加华村六组的56户村民举行了一场“民主投票”活动，表决是否同意王洪全享有集体土地承包权。之所以举行这种投票表决活动，是因为村民们认为王洪全是“轮换工”（即曾当过工人，后与女儿轮换身份），享受退休工人养老金，身份不是农民，用他们自己的话说就是：“哪有拿退休金的农民？”而王洪全则认为，自己的户口在本村，怎能不是本村的农民？怎能不享有土地承包经营权？结局是这次票决活动引来了一场本已终审但又被四川省检察院抗诉的官司。（《南方周末》11月5日报道）

    仔细想想，村民们和王洪全说的似乎都有道理。村民们凭借自己的经验做出判断，因为长期以来，农民不享有退休金，所以推导出“享有退休金的就不是农民”。而王洪全则从法律制度出发说事儿，因为自己的户口在本村，所以只能是本村农民。村民们的朴素正义观告诉他们，如果王洪全既享受退休金，又拥有土地承包经营权，那就太不公平了。于是，当该村的土地被征并分配补偿时，村民们便在镇政府的“指导”下投票表决“剥夺”了王洪全的土地承包经营权。

    在某种意义上讲，很难说村民们的公平正义观是错的。实际上，造成这种尴尬局面的原因是土地、户口、退休等制度设计有缺陷。但是，无论如何，村民们采用投票表决的方式褫夺王洪全的土地承包经营权都是不适当的，因为投票表决的方式不适合用在决定公民的基本权利和自由上。土地承包经营权作为一种财产权，当然是村民的一项基本权利。比如，人们不可通过投票表决的方式剥夺一个人的电脑，不可通过投票表决的方式决定是否拆迁一个人的房屋，不可通过投票表决的方式禁止一个人在某天开车等。

    对于许多未曾尝试过但极度渴望民主的国人来说，“民主”就是“投票”，或者将民主的核心等同于投票，并倾向于在各种事务的决策中适用投票，而不论其是否合适。实际上，作为一种政治制度和生活方式的民主，比投票要复杂和丰富得多，本身即包含对公民基本权利和自由的保护。这种保护的制度架构及其理念通常被理论家们称之为“宪政”，目的之一就是限制多数决和公共选择的适用范围，以保护少数人的基本权利和自由。一些学者为了表达的准确性，常常在“民主”二字之前加上“宪政”，以表明民主程序受制于宪政约束。

    也就是说，在一个共同体内，哪怕是多数人甚至绝大多数人都赞成，也不得剥夺任何一个公民的基本权利和自由，包括生命权、财产权、言论自由、宗教自由等。这是现代宪政民主社会的基本要义。明白了这一点，便不难理解为什么村民们通过投票表决剥夺王洪全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不合适了。根据当下的农村土地制度安排，土地承包经营权是建立在村民身份基础之上的，只要一个人是某村的村民，即享有这种承包经营权，而判定一个人是否属于该村的村民，则是看其户口是否在那里。也就是说，只要一个人的户口在某个村庄里，他（她）就在该村享有土地承包经营权。

    说到这里，应当指出，四川加华村村民的民主热情和意识值得赞赏，但可惜的是，投票表决用错了地方。当然，加华村里并非没有人认识到这个错误，比如在投票决定王洪全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之前，他的儿子王军就对村镇干部说：“我说你们这简直是胡闹。如果你们贪污犯法，我找一帮村民来表决判你们死刑，你们就该判死刑了吗？”这种回答让我们想起了苏格拉底之死，死于雅典公民的投票表决。但是，当地的村镇干部并没有把王军的质疑当回事，当他们看到48：8的投票结果后，当即宣布表决有效。这些基层干部们也许没听说过苏格拉底之死的故事，但如果他们当时琢磨一下王军的话，或许也能避免错误。

    近几年来，不少地方的民众渴望民主治理，积极尝试通过投票的方式进行决策。这的确是个好势头。但是，人们在试验投票表决的同时，需要认识到此种决策方式的界限和范围，切不可滥用和误用。一般而言，它只适用于严格意义上的（政治性）公共事务，比如选举村长、议员以及进行立法等，而不适用于针对个人基本权利和自由的决定，也不适用于某些职业人士（比如法官和大学校长）的遴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