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营报》：在美国经济复苏中，银行看起来最先走出低谷，赢利强劲。

　　斯蒂格利茨：我们现在面临史上最差的银行系统，银行利润和投机挂钩，借款不盈利，所以银行不在乎借款。政府明确承诺为银行买单，不仅为银行提供保证，实际也在为股东等提供担保。另一方面是如何处理信用违约互换掉期（CDS），仅一个AIG公司，就花掉美国纳税人1800亿美元，大部分信用违约互换掉期目前都是政府埋单，因为他们由大银行埋单，而大银行由政府埋单。银行太大，无法承受失败。所以这个系统使大银行以更低利率得到更多资金，因为一旦出现问题，政府会提供担保。

　　所以应该限制大银行的风险投机行为，调整高管激励机制，限制杠杆交易行为。格林斯潘的上任美联储主席沃克就明确反对过CDS。大银行是总统竞选的主要捐资人，在议会也有很多席位，所以政治上也很强大。美国政府现在的做法很荒谬，政府给银行提供数千亿美元，期望银行会有所感恩，会听政府的话，给公司借钱，可实际上银行并不借钱，也不听政府的。

　　推进全球经济转型

　　《中国经营报》：金融危机后，你如何看待全球经济的失衡和中国经济的转型？

　　斯蒂格利茨：G20的顾虑之一是全球失衡，美国过度消费，中国、德国等国家消费太少，储蓄太多。其他国家的过度储蓄输入美国，促使很多负担不起房子的人也买了房子。而在世界另一端，全世界超过20亿的人口每天生活费不足两美元，我们应加大投资以提高他们的生活水平。我们现在还同时面临全球变暖的挑战，金融市场也有问题，没有追求社会回报。过度的储蓄没有很好的利用起来，没有用到真正需要的地方。

　　自从上一个五年规划开始，中国就很强调经济转型问题。强调要降低外贸依存度，扩大内需，建设环境友好、资源集约型经济，但目前的进展较慢。外贸一直是拉动经济的动力。现在有两个问题：一、能否在保持外贸增长的同时，不产生过多的贸易盈余；二、能否在没有外贸拉动的情况下拉动经济增长。

　　我想答案是肯定的。问题之一是1995年签署的WTO的协议犯了一个大错误，协议规定发展中国家必须取消对相关产业的补贴。这促使发展中国家积极地运用汇率政策，汇率变动导致出口上升，进口降低，导致经常账户盈余。所以应该支持对新兴产业的补贴。另一种转型方式是大量投资创新产业，比如中国做得较好。但是，从传统的增长方式转型到依靠创新实现增长，不是一夜之间就能完成的。

　　《中国经营报》：目前美国财政赤字已经达到1.42万亿美元，美国仍然存在巨大的贸易赤字，这推动了美元持续贬值，当前中国巨额的外汇储备中主要持有美国国债，是否抛售还是持有，你有什么建议？

　　斯蒂格利茨：对于外汇储备管理的通常办法是投资组合的多元化。每种债券都有风险，目前美元高风险低回报，这意味着大多数国家都会减持手中的常规债券。但是美国财政部也推出了一种通胀保值债券（TIPS），虽然回报不高，但也足以抵消通胀带来的损失。

　　对于大多数人担心的外汇储备是否影响汇率的问题，对于小国家来说影响不大，对于中国来说比较复杂，中国是否应该抛售持有的巨额外汇储备？如果抛售，势必影响汇率。同时也会进一步影响中国的外贸政策，也会给平衡各种利益带来困难。我支持建立一个全球性储备体系，一个原因是它能使中国采取其他方式管理外汇，避免汇率变化的波动性。在全球化的今天，一国货币被外汇储备所主导，那意味着一国政策对外汇储备价值有很大影响。在一个相互依赖的世界，一国经济无法脱离其他国家。

　　《中国经营报》：有观点认为中国正在抑制人民币的升值，这种情况削减了美国的就业机会，你如何看？

　　斯蒂格利茨：中国的经济增长在最近十几年都是出口导向的，但是经常账户的盈余最近几年才出现，这与全球总需求不足有关。举例说来，如果中国取消个人投资国外的限制，汇率就会下降，但是不能仅凭汇率下降了，贸易失衡就解决了。解决贸易失衡问题有很多办法，其中之一是扩大投资，消除贫困，解决全球变暖问题。中国扩大消费是解决贸易失衡的方法之一，扩大消费能够创造国内就业，汇率有可能上升。当然，美国可能从孟加拉、斯里兰卡等其他发展中市场进口纺织品等，就业机会转向其他发展中国家，但未必会给美国带来就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