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岳

清代末年的状元公张謇先生经商一生，所积财富累数百万两，而大多用之于教育和地方建设，他平常生活非常俭朴，没有客人鲜少杀鸡杀鸭。他应日本博览会之邀前往考察，买的是最便宜的三等客票。他说，三等舱位有我中国工农商界有志之士，一路与他们叙谈振兴实业大事，乃极好良机，求之不得。

我有一些朋友，生意做大了就因此只在投资圈或者富人圈呆着，直到有一天生意完蛋变成常人时才能被一般人重新看见。还有一些朋友因为自己有了点家世，就把自己的孩子在国际学校、贵族学校放着，甚至平时也让自己的孩子在富孩子的圈里呆着，直到他们证明自己是败家子为止。

事实上，有意思的是，大部分社会精英起于草根，他们人生打拼的方式就是脱离草根，进入精英，然后与草根隔绝。

我一直对草根中有出息者希望远离草根甚至泯灭身上草根特性的强烈愿望感到悲哀。

我从吴晓波兄的《跌荡一百年》里读到，民国初年有一位家世显耀的企业家聂云台先生，他是曾国藩的外孙，曾与黄炎培先生一起创立了中华职业教育社，写过一本十页的小册子《大粪主义》，大意是：旧时中国见面有对中毒者灌大粪解毒的做法，他看当世有四种毛病：骄慢、体面、娇懒、奢费，这四毒浇上一勺浓烈的大粪就一切可以化为乌有了——在教坛上，学校的老师带头，跟学生一起去挑大粪、洗厕所、浇粪种菜，让学生认识到街上挑粪的才是最可宝贵的人，等等。

他说的道理是极端了点，但他接近草根的意识却很明晰，我们今天的精英们用金玉之法对待自己与孩子的太多了，而用“大粪之法”实在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