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经济报道9月9日讯 我国经济赖以增长的“人口红利”，关系着人口和经济政策的未来走向。很多学者担心，中国人口红利将消失。

“一方面扩大就业，可以延续第一次人口红利，另一方面，提高劳动者的素质，通过社会保障制度的安排形成新的储蓄动机，这些措施合起来，不但创造出第二次人口红利，而且等于把两次人口红利重合了。”9月8日，在社科院2009《人口与劳动绿皮书》发布会结束后，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蔡昉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之前有学者认为，我国劳动力成本低廉的比较优势将随人口红利消失，同时降低储蓄率，影响中国资本形成。

针对这一问题，蔡昉和他的团队专门做了研究，对如何利用人力资本、获得第二次人口红利形成了两份报告。

“第一次人口红利会结束，但第二次人口红利可以是无限的。”蔡昉表示。

人口红利于2013年到顶

所谓的人口红利，是指一个国家的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较大，劳动人口对少儿和老龄人口的抚养率比较低，为经济发展创造了有利的人口条件，整个国家的经济呈现高储蓄、高投资和高增长的局面。

我国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从上个世纪60年代开始高速增长，到90年代增长相对放缓，蔡昉此前预计，2015年前后，劳动年龄人口将停止增长。

人口红利的源泉来自年龄结构优势，随着人口转变阶段的变化，我国正在从劳动年龄人口占优势的结构，转变为老年性的人口结构。

“人口红利持续到哪一年，其实没法说出准确的时间，只能初步判断说在逐步减少，因为劳动年龄人口的增长率在下降，尤其城市劳动力已经不增长，只靠农村劳动力在缓慢增长。此后，稳定的、不再增加的劳动年龄人口还会维持几年。”蔡昉认为，对于人口红利结束并没有一个突然出现的转折点。

据蔡昉介绍，在计算人口红利对经济增长贡献多少时，用的指标是人口抚养比，15岁以前的这部分人口加65岁以后的人口做分子，然后16~64岁做分子，“这个比例一直在下降，下降到2013年以后会上升，按照这种统计方法，那时就不能算是人口红利了。”

自7月份以来，多家媒体报道珠三角、长三角相继出现用工短缺。传统用工大省出现用工荒仍然值得关注。

据东莞市劳动部门提供的检测数据表明，今年第一季度的求人倍率（劳动力市场需求人数与求职人数之比）首次降到1以下，随后持续上升，8月第一周上升至1.51。

“我们担心将来出现的劳动力、人力资本短缺，一般是指普通劳动者短缺。东莞缺工不是个别现象，东莞的求人倍率最低时候达到0.76，现在恢复到1.3以上，慢慢出现用工紧张，如果经济继续复苏的话，劳动力短缺还是会继续出现，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可能是主流现象。”蔡昉说。

在他看来，劳动力短缺的同时，绝对不排除失业，这轮周期性失业可以过去，但结构性失业或者说摩擦性失业可能会越来越严重。

创造第二次人口红利

去年4月，亚洲开发银行发布的《2008年亚洲发展展望》中，警告亚洲的发展中国家“人口红利”即将耗竭。如果不采取有效措施延长这种效应，发展中国家依靠“人口红利”保持高速增长的好日子就会一去不复返。

始于上世纪60年代的生育高峰，被认为是本轮人口红利的起点，随着对人口红利消失的担心，有学者呼吁放开目前的计划生育政策。

“最好的软着陆方式，就是逐步解除限制条件。比如在农村，包括城市，夫妻都是独生子女，或者第一个小孩有非遗传性生理缺陷等条件下可以生两个，其实这些条件仍然可以放，比如“双独”变“单独”，就可增加生育机会。”蔡昉说。

除了生育政策，延长退休年龄也可以改善劳动人口结构，被认为是另一种延长“人口红利”的方法。

中国预期寿命已经从1982年的67.8岁提高到2005年的73岁。如果有效工作年龄伴随预期寿命的提高而延长，就意味着可以通过把实际退休年龄向后延，从而扩大劳动年龄人口规模。

“增加未来人口结构中的优势，可以延长退休年龄，但是可能相当一部分劳动者教育程度不够，市场无法充分吸纳这些人口。”蔡昉分析。

根据一些调查，2005年中国城镇劳动者的实际退休年龄仅为51岁，而不是法定的大多数采取男60岁、女55岁的退休年龄。

“如何创造第二次人口红利，也就是如何充分使用劳动力，提高人力资本，同时通过社会保障制度的安排，形成新的储蓄动机，保持储蓄源泉等等。”

他在报告中指出，应该从劳动力供给和储蓄率两个角度着眼，获得与第一次人口红利同等意义的第二次人口红利。后者则涉及教育制度、就业制度、户籍制度和养老保障制度的改革。

“这些改革我们现在就应该做，最理想的状态是，第一次人口红利与第二次人口红利能够自然衔接，没有出现真空现象。”蔡昉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