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由2

　　老龄化社会养老压力论

　　在河南财经政法大学教授樊明看来，钱，并不是国家养老金制度改革的主要问题，缺钱可以通过国企红利来弥补，老龄化社会的到来才是根源所在。我国退休制度制定时人均寿命40多岁，考虑到社会生活水平提高，寿命会延长，当时政策制定者很有信心地把退休年龄定到50岁和60岁。

　　而现在，我国人均预期寿命为72岁。

　　“中国未富先老，新世纪以来，已进入老龄化社会，并将长期处于老龄化。”他说，带来的一个严重问题就是社会养老负担不断加重。

　　樊明说，这意味着国家要花更多的钱来养老年人。而目前的法定退休年龄又加重了中国的养老负担。因为退休年龄低，退休人口的比重就大，需要支付的养老金就越多。

　　如果不及时延迟退休年龄，降低退休者和没有退休者之间的比例，中国的养老将面临日益严重的问题，会出现一个工作者养活一个或多个退休者的现象，社会竞争力减弱。

　　而延迟退休可以使大量有劳动能力的人继续工作，减少资源浪费，减轻社会养老负担。

　　河南省人社厅社保处一负责人也告诉河南商报记者，社会上关于“退休年龄延迟是因为养老金面临缺口”的说法是不正确的，真正原因是人均寿命的延长，我国的退休年龄不能再停留在几十年前的人均寿命基础上了。

　　“有人说，我国养老金的个人账户亏空严重。”他说，“这是次要的，只要国家在，个人账户上的钱都能支付得起。”

　　两难选择

　　不延迟有压力，延迟老百姓不同意

　　老龄化、就业压力、养老金缺口，在众多中国经济关键词困扰下，延迟退休年龄时隐时现。

　　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社会保障研究中心教授郑功成也公开表示，中国人均预期寿命延长，才导致延迟退休年龄成了一个必然趋势，“人的受教育年限、工作年限、养老年限要进行合理的调整。”

　　反之，如果人均预期寿命不延长，无论国家养老金处于什么状况，他都不赞成延迟退休年龄。

　　这和樊明的出发点一致，可民众怎么还不理解呢？

　　樊明说，这与中国养老的双轨制有关。河南商报受访对象中，市民阶层对现行制度的确表现出强烈不满。

　　郑秉文称，这是国家养老金制度碎片化的结果，国家对此要有心理准备。

　　他将这里面的争论归结为“私人部门”和“公共部门”（包括知识分子）的争论。反对延迟的多是“私人部门”如工厂员工，赞成延迟的多是党政部门、事业单位或者知识分子，他们待遇好，工作出力少。

　　“事业单位、公务员待遇本来就好，如果又要延迟退休，会被认为‘公共部门’在制定一个利己政策。”郑秉文说，“可事业单位、党政部门不改革或者改革在后，延迟‘私人部门’退休年龄在前，外界同样会反对。大家会说你坐在办公室里不提高退休年龄，却让‘私人部门’的体力劳动者去提高。”

　　因此，在不统一、碎片化养老制度下，国家无论怎么做，采取什么延迟退休策略，都会遭到社会舆论的指责。

　　让外界心存疑虑的还有延迟退休年龄会导致就业压力增大，“该退休的不退休，挤占了年轻人的岗位。”

　　展望未来

　　合理的退休制度距离我们远吗

　　不管反对声多大，国家复杂因素促使下的退休年龄延迟还是摆上了有关部门案头。

　　如果说这是必然的结果，那么，在必然道路上怎么减轻普通人的痛楚？

　　樊明说，研究数据表明，延迟退休年龄不会明显增加就业压力。

　　郑秉文说，一则需要国家加大宣传力度，让大家知道为什么要延迟，另外就是要继续推进制度改革，让延迟退休的人得到实惠，觉得公平。

　　在四年前国家下文件推进事业单位养老金制度改革试点之后，千呼万唤中，本月初，深圳公务员开始全国率先个人缴纳养老保险金。

　　这被众多专家看做破解“养老金双轨制”的又一探索。

　　不过，针对退休年龄延迟的方法，各界意见还没统一。

　　国家人社部解释，人社部关于延迟退休的研究重点，主要在阶梯式退休方面。所谓阶梯式退休，是指根据劳动者所从事的职业、工作性质和个人对工作的意愿不同，设定不同的退休年龄标准，但近期不会推行。

　　樊明说，对国家来说，要延迟退休年龄，最好实行这种弹性制度，各行业采取不同标准，不搞“一刀切”。

　　但郑秉文认为，基于国家养老金面临的问题，在法定退休年龄这么低的情况下，最佳方案不是弹性退休，而是提高法定退休年龄。

　　“因为弹性退休结果将使一部分受益者再受益，最后这项制度会成为全社会口诛笔伐的一个软肋。”

　　樊明也提醒，延迟退休年龄，应按照要赡养的退休人员规模，采取缓慢、渐进的方式，一年把退休年龄延长一点，让民众能够慢慢适应，从而把赡养者和被赡养者的比例控制在一个合理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