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GDP总量最快今年底就可能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现在需要问自己的是：我们究竟需要什么样的GDP?是一个庞大而质量跟不上的GDP，还是一个脚踏实地、有“量”有“质”的GDP？答案是显而易见的。

    金融危机被认为是“危”中有“机”。对中国来说，“机”就是尽快实现经济结构调整。中国要从“大国”走向“强国”，“调结构”刻不容缓。

    下半年“调结构”地位上升

    早在1987年的中国政府工作报告中，就已经开始忧虑投资结构失衡的问题。此后二十多年，“调结构”一直是政策调控努力的方向。但在今年尤其是下半年，调结构具备了新的意义。

    年初中央提出了“保增长、重民生、扩内需、调结构”。在前所未有的4万亿投资计划和7.37万亿信贷支撑下，上半年经济增长7.1%，经济企稳回升态势基本确立，保增长的有利因素增多，年内“保8”被认为悬念不大。

    与此同时，大量投资项目上马，资金成本空前低廉，新的产能过剩、资源浪费再次抬头；而大型企业获得政策支持的“先发优势”，中小企业和民营企业却经营环境困难，“国进民退”的担忧升温。此外，居民消费意愿不足、第一产业相对滞后、东西发展不平衡、节能减排等问题依然待解。“调结构”任重而道远。

    在经济逐渐走出低谷的时候，调结构的重要性益发突出。未来经济形势的转变必然要求政策做出应对。有消息称，在上半年十大产业规划之后，目前已经有至少两大规划酝酿于下半年出台，分别是《新能源振兴规划》和《促进民间投资规划》，均与“调结构”有关。此外，政府已经陆续出台了海西经济区等多个区域振兴规划或意见。与上半年相比，经济调控政策从尽快恢复经济增速，转向保持平衡可持续的增长，政策重点已经明显发生位移。

    “调结构”三大主线

    中国的经济结构失衡体现在很多方面。例如，从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来看，储蓄率与消费率失衡、投资与消费失衡；从内外关系来看，外需依赖度高与内需拉动不足失衡；从三大产业来看，工业较强与农业、现代服务业偏弱失衡；从产能安排上看，落后产能过剩与高技术产能不足失衡；从所有制结构上，部分国有企业行业垄断造成失衡，等等。

    如此千头万绪，究竟从何处入手进行结构调整？从政策安排上可以看出，下半年“调结构”明显围绕三大主线：产业结构、能源结构和区域结构。

    首先是“新产业”，进行产业结构调整，包括两大调整方向。一是外需拉动型产业向内需拉动型产业的调整；二是传统产业向新兴、创新型、高技术产业升级。

    中国从改革开放以来一直存在投资率过高的问题，2007年曾高达45%；近十年又出现了外贸依存度过高的问题，长期超过50%。这使得产能过剩与内需不足一直交织着困扰中国经济。未来中国需要大力发展新材料、新能源、航空航天、信息技术、生物技术等相关行业，同时要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促进服务型消费发展。

    其次是“新能源”，进行能源结构调整。中国面临的最大挑战是以煤炭为主的能源结构。中国目前煤炭消耗量大约是美国的两倍，今年2月再度转为煤炭净进口国。在中国的能源消费结构中，煤炭占了69%，石油占20%，天然气只占3.4%，水电、风电、核能等新能源加起来才占7%。此外，中国还是世界第二大原油进口国、第一大铁矿石进口国。与此同时，中国碳排放全球占比24.4%，减排压力很大。

    而新能源也可以转化为中国新的经济增长点。据统计，中国清洁能源市场规模至2020年有望达到5550亿美元。优化能源结构势在必行。

    再次是“新区域”，进行区域结构调整。解决区域结构问题是与三大产业失衡、城市化、环境保护、技术改造和产业升级等问题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东部地区重点是产业升级和提高国际竞争力；中西部地区重点是推动新兴产业发展，建设优势产业基地和特色产业基地，承接产业转移。

　　市场化是核心

    结构平衡的最终实现，不能靠外部的修整，这样的修整只能达到短期或者局部的平衡目标，“按下葫芦起来瓢”。长期来看，应该靠经济体自身的平衡力量，这就是市场。

    以上三大主线只是“调结构”的具体路线，“调结构”离不开体制机制的变革，离不开市场化的环境。例如，能源结构调整不可能脱离资源性产品价格改革。能源价格如果充分反映单位耗能、排放量等因素，减少行业垄断，在市场化的价格体系上，能源结构自然会更加优化。

    再如，产业结构调整也需要市场的力量来主导。上半年在信贷和投资快速增长的推动下，部分大型企业、地区再次出现资金闲置、盲目投资、落后产能上马的现象。与此同时，许多中小企业、民营企业依然融资困难。如果有市场化程度更高的投融资体系，这些问题也能得到化解。

    因此，继续推进资源品价格、财税体制、金融体制等方方面面的市场化改革，构建一个内涵丰富的“新市场”，才是“调结构”的重中之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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