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制度改进和技术进步，将加快农村剩余人口和劳动力向城市流动。由于中国的户籍迁移、居住、公共服务、社保等制度的城乡分割，实际使一部分中年和妇女劳动力不能够从农村向城市流动。如果这些制度逐步均等化，农村中的中年劳动力和妇女劳动力就会向城市转移。而改革是一个趋势，农村留守的劳动力终究是要向城市转移的。

　　第四，刘易斯拐点来临的一个重要标志，是农村的劳动生产率和工资水平与城镇的劳动生产率和工资水平基本接近，中国农业和城镇在这方面还差得太远。

　　第五，分析刘易斯拐点是不是来临，既要看供给曲线，也要看劳动力的需求曲线和需求趋势。从所有制结构看，国有和集体企业在上世纪高峰时期曾雇佣1.3亿劳动力，现在国有企业雇佣人数不到3000万，集体企业雇佣人数不到500万，这意味着国有和集体企业减少了近1亿工作岗位，而且还在继续减少。从产业结构看，现在40%的劳动力在农业。但去年农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已降到10%以下。这意味着40%的农业劳动力仅创造了不到10%的GDP，可见农村农业的劳动生产率与城镇工业和服务业相差有多大。而前面已述，刘易斯拐点的假设之一是农村和城市的劳动生产率大体相当。从企业规模结构以及每千人拥有的企业数量看，发达国家每千人45个左右，发展中国家30个左右，而中国只有12个左右，中国小企业少，许多地方都是大型工业企业发展主导，提供就业机会很少。简言之，无论是从所有制结构、产业结构，还是从每千人拥有的企业，特别是能吸收劳动力就业的小企业数量看，中国远远没有到劳动力需求把农村过剩劳动力吸收得已经没有了的时候。

　　总之，刘易斯拐点没有来临。当中国刘易斯拐点来临的时候，大约是城市化推进70%以上时。因此，刘易斯拐点来临，恐怕要等到2020年以后。

　　（周天勇作者为中央党校研究室副主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