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时代的到来,使得“移民”这个词继“留学”之后也是离我们越来越近,只不过这个词还是稍显隐秘一些。老实说,我还没出过国,这样的话题对我很有吸引力但是又足够陌生。因而我更多地想通过嘉宾的眼睛来透视“移民”现象后能给我们哪些足够的借鉴。
教育、环境、社会保障,都是移民的重要理由,而其中尤其以教育为重。一个中国名牌大学的学子,后又在美留学,成就了一番事业后,把一大笔基金捐给了美国大学,因为他感到美国的大学对他的成长,对他以后的事业发展及取得的成就帮助最大。这样的例子也正是发生在我们的教育界“对外开放”之际,我们的大学能够吸收人家怎样的长处呢?而不是只是安排大学毕业生“被就业”呢?我无意说“喝了洋墨水”就会“学贯中西”,毕竟“克莱登”大学也为数不少。
就经济发展而言,巴菲特在年会上大谈看好未来中国经济,但中国需严打腐败保证经济发展,不太清楚他是看到了在美国一掷千金买豪宅的“前官员”呢,还是中国自身经济发展的环境。或许二者都有吧。
出场嘉宾:
陈静 河北国际事务咨询服务中心首席项目专员
王兰芳 河北国际事务咨询服务中心首席项目专员
崔海鸣 河北加成出入境服务有限公司移民经理
范晓宏 北京金吉列出国留学咨询服务有限公司石家庄分公司总经理
饶景学 河北省国际教育交流服务中心英语国家留学主管
卢世雄 河北彼岸外语学校常务副校长
主持人:
王真 张惠军
速录支持:
索斯韦尔培训机构
场地支持:
燕春花园酒店绿茵阁西餐厅
河北移民的变化:“三多”
主持人:随着社会的发展,出国留学早已不是什么新鲜事,也渐而形成逐年递增之势,这个话题我们去年也曾经谈过。与之相对应的身边的人移民也逐渐增多。河北移民大体呈现什么样的状态呢?
河北加成出入境服务有限公司的移民经理崔海鸣说,移民虽然可以分为技术移民、留学移民、亲属团聚移民和投资移民等几种,但主要的区分还是技术类和投资类。技术移民要求高学历,符合目的国的职业需求清单。投资类则主要是资金门槛限制。河北的移民,在数量上以技术移民为主。技术移民也是性价比最高的移民方式,“一家三口人5万人民币就够了。”
他说,目的国方面,河北省几家中介的业务主要集中在加拿大、澳大利亚和美国,其他国家比较少。而且真正开展移民业务的中介机构并不多,成规模的如加成、亨瑞和河北师大的国际事务咨询服务中心。
嘉宾们说,河北的移民人数确实越来越多,尤其是留学移民,大约以每年30%的速度递增。而且,作为中介而言,他们的体会是河北移民群体的变化体现为“三多”:理性权衡“我到底要什么”的多了;以移民为目的的留学生多了;拿到当地身份后回国的多了。
北京金吉列石家庄分公司总经理范晓宏说,她最近接触过的一位留学生,毕业半年就办好了移民手续,“太快了”。因为留学生上学的时候可以在一些大公司实习,就比较容易寻找工作、继而办理移民。相对于技术移民和投资移民,留学移民更容易融入当地社会。
与此同时,拥有当地身份后回国发展的学生也更多了。范晓宏说,这几年这个变化很明显,原因之一就是比起国外的“玻璃天花板”,国内更有发展空间。“很多人出国留学就是为了学历、工作经验和移民身份,拥有了这些,他们会再回来。想融入国外的主流社会并不容易,毕竟随着国内经济社会的发展,能够给很多人提供很多高层职位。”
河北国际事务咨询服务中心首席项目专员陈静则表示,移民的好处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现在大多数人移民之前都有明确的目的,知道自己要什么:为了更好的生态环境,或者孩子的教育,或者生活的高福利、医疗保障,或者老人的养老。这跟以前盲目的出国已经大不相同了。
河北与沿海省份的差异:“三少”
主持人:对于大多数河北人来说,“移民”还是一个新概念,而一些南方省份、沿海省份是走在河北前面的。比起他们,河北有哪些不同?
嘉宾们认为,区别在于“三少”:
首先是目的国少。崔海鸣说,河北经济的欠发达和经济方式的传统导致意识上相对保守,体现在移民方面就是人数少,目的国单一,走向世界的机会少。他说,他刚刚去过山东兖州的一个村子,当地有两家民营企业,企业销售额都超过200亿。“很多沿海省份的人群把出国、移民的目标定在澳大利亚、美国、欧洲,而河北连做这些国家业务的中介都非常少,主要目的国只有一个——— 加拿大。
其次是投资移民少,而且多选“一步到位”的国家,这也表现出一种保守性。陈静说,比如,对于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的权衡上,河北人选加拿大的多,上海人选澳大利亚的多。因为加拿大是一步到位,到一定金额就可以办理移民,但投资金额很大,需要40万加元(约300万元人民币);澳大利亚则不同,先期要求金额少,四五十万人民币就行,但需要设定一个成功条件,下一步才可以移民。“其实澳大利亚要求的成功条件很低的,很多南方沿海的人一看,我可以,就去申请了,周折一点没有关系。而河北人比较求稳,保守。”
第三是公开性少。嘉宾们说,投资移民,不光要求有资金,还要求证明资产合理合法,“有些人是专门到外地去办理移民,有些人认为移民也会对自己企业造成某种意义上不必要的麻烦,咱们这里的有钱人与南方的企业家不同,很多人不愿意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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