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研究报告显示，2009年，中国国内手机市场的销量为2.4亿部，较2008年增长8.2%。其中，中国企业在本土市场的销售量为1.2亿部，占整体市场份额的50%。根据iSuppli的调研，中兴以3650万部的手机出货量成为2009年中国最大的手机企业，华为以3000万部的出货量排名第二。以国内市场销量来看，天语和联想成为了市场份额最大的中国本土企业。值得一提的是，昔日的山寨王天语自2007年以来，就一直在国内市场占据国产手机老大的位置。

　　还有业内人士指出，实际上，就拿华硕和宏基来讲，这两家企业当时成长之初，也是靠着代工生产甚至是模仿生产起家的，完成资本积累后，他们都逐渐走向了自有品牌路线，如今，这两家企业在各自的行业内绝对是如日中天：华硕是主板供应商的老大，宏基也是笔记本业界的骄子。

　　“如果没有当初的代工和模仿起家完成资本积累，华硕和宏基也不会有今天的辉煌。”上述业内人士指出，今天珠三角尤其是深圳一带的山寨电子产业其实情况和当时华硕和宏基的情况差不多，他们大部分也处在代工和模仿的阶段，他们中间肯定会有一两家企业像华硕和宏基这两位前辈一样脱颖而出。

　　“深圳有很好的产业基础，将来肯定能从众多的山寨企业中走出一两家优秀的企业。”陆刃波显然对未来的山寨企业发展前景充满了信心。

　　有差异化需求就有山寨

　　多数业内人士认为山寨产业应该合理引导，那么山寨产业又该如何引导呢？在阚凯力看来，最佳引导方式就是监管部门少给产业设置人为的障碍，简单来讲，就是政府少干涉行业的发展。

　　深圳山吉网络副总经理王永兵告诉记者，很多山寨企业没法甚至不愿走向规范的品牌化运营，关键在于相关成本太高。

　　“仅仅入网检测一项，就得花掉30多万元，然后每从工信部取得一张‘入网许可证’，大概又要花掉7毛钱。”王永兵说，这对很多本来规模就不大的山寨企业来说，是道不小的坎。

　　在阚凯力看来，山寨之所以被称为山寨，一个重要原因在于监管部门对入围标准控制太严，让很多山寨企业没法拿到“入网许可证”，这才被社会冠以“山寨”的头衔。监管部门应该放宽入网检测的门槛，实行免检，将低成本的“入网许可证”发放到企业手里，山寨企业也可以洗掉不白之冤。

　　“用的都是同样的芯片，做出来的产品质量还能差到哪去？检测有必要吗？”阚凯力反问道，国内绝大部分的手机厂商，无论是山寨机还是品牌机，使用的都是MTK（联发科）的芯片，产品质量差别不大，而监管部门偏偏要人为设置障碍，这是阻碍行业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

　　阚凯力指出，即使从国际惯例来看，国外也很少做类似的检测和限制。此外，不仅仅只是入网检测一项，对行业其他方方面面的监管，政府也应该少干涉甚至不干涉。

　　“模仿也好，抄袭也罢，侵犯别人的知识产权别人自然会告，那是司法部门的事，监管部门应该少干涉。”阚凯力最后指出，关于山寨产业的原罪问题，如果山寨企业真的侵犯了别人的知识产权，被侵犯者自然会诉诸法律，这种事情法院自会定夺，作为行政机构的监管部门不应该在行业上设置太多的障碍，尽量少干涉，山寨产业最终会走向何方，应该是由市场说了算。

　　在深圳，或许随便一位出租车司机都能准确地报出一款山寨版iPhone的价格。山寨，在那里似乎已经超越了产业本身的概念范畴，而演变成为一种文化，扩散到这座城市，甚至全国的每一个角落。

　　如今，再来讨论山寨现象去留问题，已经不能再仅仅局限于产业的角度，而更多应该赋予文化的元素来考虑。

　　在西方经济学中，有一个著名的概念叫做吉芬效应，里面所提到的一个概念叫做吉芬品，吉芬品有这样的性质：当价格上升时，需求量增加，当价格下降时，其需求量反而减少，也可以这样理解：随着居民的收入增加，吉芬品的需求量反而会下降。

　　山寨机会不会沦为吉芬品呢？山寨机与品牌机相比，最大的优势还是在于其价格，在长期的社会发展中，居民收入增加已成定势，那么未来当居民整体收入提高到了一定程度的时候，购买品牌机已经完全不能对消费者构成压力时，山寨机会不会被消费者抛弃，山寨现象还会长期存在吗？

　　“只要市场存在着差异化的需求，那么山寨现象就将会长期存在，只不过随着时间推移，山寨产品的层次和质量也会不断提升。”在潘九堂看来，山寨机不是经济学中所提到的吉芬品，它的存在，正是基于市场方方面面的差异化需求，而这种差异化，并不完全体现在价格上，而是包括产品外观、性能和使用习惯等各方面都有所体现，只要品牌机无法满足消费者各方面的差异化需求，山寨现象就会永远存在。

　　“很显然，品牌机厂商是不可能做到完全满足消费者差异化需求的。”潘九堂指出，山寨现象长期存在的另一个原因就在于山寨机本身也在不断进步，已经由原始的模仿甚至是抄袭路线，逐步进入到初级创新的阶段。

　　“目前实际上像诺基亚等一些品牌厂商，他们也在向山寨学习。”潘九党指出，这说明山寨也有自己的优势。

　　在潘九堂看来，山寨现象不会消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