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是我国经济领域的一场深刻变革。经济发展方式的实质性转变，与城乡结构和城乡关系的实质性调整转换密切相关。加快推进统筹城乡发展，已成为从根本上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必然要求和重要内容。
    从现实来看，统筹城乡发展涉及经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面临多种传统的和非传统的矛盾和问题困扰，特别是关系到不同社会集团利益关系的重新调整，既需要改革的智慧，也需要改革的勇气，更需要强化统筹的理念。深化对统筹城乡发展的理论认识，把握其关键和基本原则，对于科学制定政策措施、切实有效地推进统筹城乡发展工作，具有极为重要的现实意义。

    统筹城乡发展的关键是解决城乡要素与人口流动不协调的问题
    近些年来，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但城乡收入差距却仍在不断扩大。问题的症结在于，城乡之间要素与人口流动存在结构性不协调或不平衡，导致城镇化进程中农村与城镇人均占有资源要素的差距越来越大，从而导致人均收入和生活水平的差距也越来越大。一是城乡之间物质要素流动与人的流动不协调。城镇化进程中，生产要素特别是优势生产要素由农村流向城镇是必然趋势，但是，只有当物质要素流动与劳动力和人口流动相一致时，才是健康、合理、协调的流动，才是有助于解决“三农”问题的资源优化配置。而我国的现实是，尽管近些年来进城农民越来越多，但与农村劳动力和农村人口向城镇的流转相比，农村资金、土地等物质要素向城镇流转的更多。二是城乡之间劳动力流动与人口流动不协调。当前我国城镇化率的快速提高，更多的是进城农民工这些劳动力的增加，而不是劳动人口和非劳动人口的等比例增加。从结构指标看，这是一种不协调、不公平的城镇化，制约着社会结构的实质性转换。农村“留守儿童”、“留守妇女”、“留守老人”等社会问题，正是这一不协调的现实反映。
    因此，化解城乡矛盾和问题的基本思路是：采取有效的政策措施，促进农村劳动力和农村人口进城，使农村劳动力和农村人口向城镇流动与农村资金、土地等生产要素向城镇流动相一致，农村非劳动人口向城镇转移与农村劳动力向城镇转移相一致；促进资源要素向农村配置，通过协调城乡之间物质要素与非物质要素、生产要素与非生产要素的流动配比关系，促使城乡人均占有资源要素逐步达到协调平衡。
    促进农村劳动力和农村人口进城：一是构建城乡一体的劳动力市场，促进农民工进城就业，关键是农民工与城镇职工享有同等待遇，保障农民工权益；二是统筹解决农民工家属进城问题，包括子女就学和社会保障，让农民工家庭作为一个社会生活基本单位，在城镇生存发展下去。
    促进资源要素向农村配置：在公共资源配置领域，优先并大力增加向农村配置；在市场配置领域，通过政策干预和财政补偿，引导资源要素向农村配置。一是加大财政对“三农”的投入；二是引导更多信贷资金投向“三农”；三是鼓励和引导社会力量服务“三农”。统筹城乡发展的现实选择是“人口进城”与“要素下乡”双向推进。正如温家宝总理所讲的：“我们要让符合条件的农业转移人口逐步变为城镇居民，也要让农民有一个幸福生活的美好家园。”

    统筹城乡发展需要强化以农民利益为重的公平理念
    统筹城乡发展既需要体制机制创新，也需要大量资金投入，特别是惠及民生的农村基础设施、社会事业和公共服务，主要靠财政花钱。但增加财政对“三农”的投入，不仅是一个财力问题，也是一个认识问题，需要我们树立公平理念，真正把对“三农”投入放在优先保障的地位。正是由于惠农理念的强化，今年中央一号文件用了三个“优先”进一步强化了以往“三个高于”的要求，突出财政对“三农”投入的优先保障。
    强化公平理念，将农民纳入现代化进程，让农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不只是政府的责任，也是社会的良知，需要全社会的理解和支持。统筹城乡发展的实质是调整城乡关系，将利益的天平向农民倾斜。无论是农民进城，还是要素下乡，都涉及城乡利益关系的相对调整。静态来看，只是对“蛋糕”的重新分配，因而是一种公平政策；但动态来看，通过建立协调关系和良性循环，促进城乡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可以进一步把“蛋糕”做大，因而也是一种促进长期效率的政策。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统筹城乡发展面临的挑战，也迫使我们必须强化公平理念，在把“蛋糕”做大的同时，合理分配“蛋糕”。
    国际金融危机的发生特别是当前国际贸易摩擦的不断加剧，使得我国这样一个大国必须通过强化内部循环、扩大内需来增强可持续发展的动力。扩大内需，需要尽快提高社会低收入群体特别是农村居民的收入，让农民有钱可花、有钱敢花，使广大农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

    统筹城乡发展需要自上而下、从大到小的政府主导
    统筹城乡发展作为一种战略转型，需要政府主导。无论是弥补市场的缺陷还是改变现行的城乡二元结构，都需要政府主导的政策改革予以推进。根据我国现行管理体制的特点，在推动政策改革方面，越是上级政府，越有政治动员和政策主导的能力，越能发挥更大的作用；而从统筹的区域和范围来说，越是上级政府，管辖的区域范围越大，统筹配置资源的回旋余地越大，统筹的行为空间和作用效果也越大，这可称为统筹城乡发展的“大局效应”。
    统筹城乡发展作为一种更多地强调大局和体现公平的策略，需要强化中央政府的主导作用。一是通过健全法律和制度强制推行，例如强化实施劳动合同法和最低工资制度，用法律保障去促进社会保障的一体化；二是考虑不同区域和不同层级政府之间的关系，科学设计“集资”方案，共同解决跨区域流动农民工的社保问题。从我国城乡区域发展严重不平衡的现实出发，进城农民社保走向普惠制，应更多地由中央政府和省级政府主导解决。户籍制度改革，也要逐步打破各自为政的区域分治格局，通过逐步开放区域户籍限制、促进人口流动、调整区域间人口分布而促进区域之间平衡的实现。
    “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是统筹城乡发展的战略举措，而反哺和支持的能力，取决于工业和城市发展所积累的经济实力。目前我国总体上已进入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发展阶段，但不同地区、不同城市发展水平差距很大，反哺支持农业农村的能力明显不同。如果各个行政单元各自为政，并按行政级别和区域范围逐级细分下去，就会形成“各家自扫门前雪”，甚至是城、乡各自反哺支持自己的局面，整体上的城乡差距就难以有效缩小，也难以真正实现全面小康。例如，2009年北京的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为2.23∶1，河北的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为2.86∶1，分开来看，都明显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但将河北与北京作为一个区域经济整体来看，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就是3.35∶1，还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京津冀地区的城乡协调发展，需要打破行政界线，在更大的城乡经济区域范围内进行统筹和协调。从全国来说，需要通过更有效的财税政策，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让发达地区和大中城市在统筹城乡发展中发挥更大作用。

    统筹城乡发展需要多方面政策措施综合配套、协调推进
    统筹城乡发展是一项涉及城镇与农村、经济与社会、人口与资源环境等各方面工作的综合复杂的系统工程，涉及到多种利益关系的调整，牵一发而动全身。所以，有效推进统筹城乡发展，需要多方面政策措施的协调配合。例如，户籍制度改革要与劳动就业、社会保障等多方面制度改革协调推进；改变农民生活方式要与改变农民生产方式相适应；促进农村人口进城、提高城镇化率，需要提高城镇综合承载能力，特别是还要有产业发展做支撑。
    从现实工作层面看，统筹城乡发展，既要突出重点，在化解主要矛盾、解决关键问题上寻求突破，又要全面推进，实现城乡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从统筹任务和工作切入点来看，要围绕统筹城乡发展规划和空间布局、统筹城乡产业发展、统筹城乡基础设施建设、统筹城乡公共服务与社会事业发展、统筹城乡劳动力就业与社会保障、统筹城乡社会管理等方面开展工作，尽快在城乡规划、产业布局、基础设施、公共服务一体化等方面取得突破，促进公共资源在城乡之间均衡配置、生产要素在城乡之间合理流动，推动城乡经济社会发展融合。

    统筹城乡发展需要因地制宜、分类指导
    在实际工作中，由于各地自然、经济、社会条件多种多样，城乡关系和矛盾不尽相同，所以推进统筹城乡发展工作需要因地制宜、分类指导。例如，不同地区地理条件不同，基础设施建设布局就会有所不同；不同地区产业定位、产业分工、产业特点不同，经济布局就会有所不同；不同地区城镇化道路和城镇发展格局不同，人口与资源要素的聚集程度和聚集方式也会有所不同。特别是由于不同地区所处的经济发展阶段不同，以工哺农、以城带乡的能力也有所不同，推进城乡一体化发展的力度和特征也就有所不同。有的地方以推动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向农村延伸普及为主要任务，有的地方则以人口和资源要素进一步向城镇集中为主要任务。从实际出发，科学制定适合当地特点的统筹城乡发展规划，是各地推动统筹城乡发展的首要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