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以为 （青年学者）

    中国人民银行的的调查结果显示2009年4季度，城镇居民当前物价满意指数为28.2%，较上季下降1.3个百分点，连续第三个季度下滑。有近七成城镇居民认为当前房价“高，难以接受”，这一比例较上季提高2.1个百分点，连续两个季度提升；有31.0%的居民认为当前房价可以接受，较上季下降1.6个百分点。对下季房价，45.9%的居民预期将上升，较上季提高4.7个百分点，较1季度累计提高29.9个百分点。上述数据表明城镇居民已经感受到了通货膨胀。

    另外调查4季度城镇居民支出意愿显示，有42.0%选择“更多地储蓄”，有42.1%选择“更多投资”，有15.9%选择“更多消费”。居民选择“更多投资”的比例较年初累计提高13.0个百分点，恢复至2008年1季度水平。从居民投资方式看，房地产、基金和理财产品、股票分列前三位。这些数据符合通货膨胀环境下居民积谷防饥减少消费的一般倾向。

    在全球央行大力释放流动性之后，出现通货膨胀现象乃在预料之中。通货膨胀的危害主要是资源错配，阻碍较长期的经济增长，在此不赘述。现在讨论如何化解通胀预期、走出通货膨胀。在欧美市场经济国家，治理通胀主要是加息。在中国的计划经济时代，治理通胀主要是靠治理整顿减少投资。

    中国目前处于转型时期，市场经济国家的调节工具可以使用，计划经济时代的工具也可以使用。这给政府调控创造了很大的灵活性，但是也造成企业和个人对未来政策走向难以把握，给投资决策造成盲目性。在此作些简单分析和政策建议，但是并不作为预测和投资参考。

    按照温总理上任这些年的惯例看，治理通胀恢复了计划经济时代的老路，严格审批、抑制投资，而朱镕基时代经常使用的利率杠杆，近年来用得较少而且调节幅度很小。两者的差别可能与两人信任的经济顾问不同有关，也可能是朱总理时代，中国的利率还没有被外汇储备所绑架，还有很高的灵活性。如果人民币利率接近或者超过美元的利率会给央行的外汇储备造成巨大的账面损失。而管理外汇储备的部门对人民币利率有很大影响力，所以人民币利率调节能力基本报废，成了美联储利率的附属品。

    由于 中国银行业全部为政府掌握，所以信贷规模调节方便，这既是过去一年的主要救市措施，恐怕也将是避免通胀的阀门，但是这一放一收，代价昂贵，效果未必如愿。投放的时候投往无效率部门，收的时候让前期无效率的借贷窟窿显现，最后只得以印钞票填窟窿，接受通胀后果。或者通过行政干预控制商品价格，将通货膨胀隐性化，隐性的通货膨胀将摧毁商品出口竞争力，最终拖垮整个经济。苏联东欧所有前社会主义国家都是沿着这条路径发展过来的。

    最具中国目前特色的调控工具是税率，资本主义国家做不到任意调节税率，前社会主义国家也做不到。加税或者减少税收优惠，可能是来年最有可能被采用的办法。事实上已经在汽车购置税和二手住房交易税方面的优惠减少，增加燃油税等举措得到体现，只是未来恐怕会在更大范围更多领域采取同类措施。增税或许可以成功打压价格，但是税收是经济增长的摩擦力，增税无疑会导致发展速度减缓。治理通货膨胀最终目的不是调控价格，而是促进平稳发展和长期的经济增长。增税与最终目的背道而驰，所以不可取。

    最合理但是不容易被接受的办法是减少行政管制，扩大对内对外开放，让高效率部门增加产出，缓解供求矛盾，从而达到平抑通货膨胀的效果。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很长时间，中国处于通货紧缩压力之下，这个通货紧缩的压力就来自于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等高效率部门在经济总量中所占比重快速增长，经济发展速度超过了央行的货币投放速度。减少行政管制可能性低的原因是各职能部门不太可能主动削权，决策部门未必有此眼光和魄力。现在倒要警惕，前期为救市而放开的部分领域，在后危机时期重新关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