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参议院和众议院的两院制结构，实际上是为谋求各州实力和人口分布等各方面的均衡而设立的，因此其选举制度上就赋予各个地方选区充分的主导权和决定权。由此地区性的贸易保护主义就可以通过地方议员的传导机能，间接传导至整个国会并影响其职能运作。同时，美国的法律允许大量的游说团体和个人存在，也为贸易保护主义渗透并影响国会的日常运作、派系对立甚至是议员的价值观形成敞开了大门。

    与此同时，虽然美国政府向来提倡“自由贸易”，但这只能代表政府一家的行为目标。政府与国会彼此间相互制衡和博弈的情况屡有发生。于是政府为实现某一特定的政策目标，就不得不放弃独立性和自主性的政治立场，转而与国会谋求“礼尚往来”式的妥协。此前奥巴马的以通过对华轮胎特保案来换取国会对其医疗保险草案的赞成票的做法，就是最为典型的例子，也可视为贸易保护主义及其主要代表美国国会的“胜利”。

    除了政治体制以外，美国的“国家社会”与世界社会的摩擦也导致了贸易保护主义势力的抬头。随着美国所倡导的全球化在世界范围内持续扩张，其自身的“国家社会”与世界社会不断碰撞、交融。此时美国“国家社会”与其他“国家社会”发生价值观及意识形态的冲突，从而导致美国式全球化进程的减缓或倒退，引发美国“国家社会”的不满，进而演变为一种国家意志型的贸易保护主义。历史上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瓦解可理解为美国“国家社会”寻求自我保护的无奈之举。

   另一方面，贸易保护主义也源于美国的内生性矛盾。在贸易摩擦的研究中，贸易保护主义往往与民族主义相挂钩。对于多民族构成、广地域分布的美国而言，造成美国国内的各种民族主义实际上是以地域性为典型特征的，而特定地域内的利益攸关方的多数群体就构成并代表了此地域内的特殊民族性。当美国整体社会的价值取向与地域社会的意志行为发生背离，就为地区性保护主义的形成创造了条件。这可以理解为，美政府经济政策的滞后性，就为地域性的贸易保护主义找到赖以生存的现实土壤。地区性贸易保护主义的瞄准对象往往局限于本地域范围内、属于夕阳产业中的个别企业，以此来借题发挥，将其普遍化、甚至民族化，以谋求保护形式的多样化和影响的扩大化，达到改观自身在整体社会发展中所处的劣势地位的目的。

    可见，美国的贸易保护主义是由来已久的结构性问题，并将伴随美国政治、经济、社会的发展长期存在下去。但贸易保护主义的最终结果还是会对贸易伙伴国及国内消费者造成巨大的伤害，因此缓和并遏制贸易保护主义的恶化刻不容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