煤炭清洁利用有多条技术路线：第一，煤炭液化，第二，煤炭气化，第三，进口替代。从技术到市场，需要具备3个条件：排放要比原来少；技术要过关，方便使用；得有商业性。现在看来，煤气化更为可行。将煤炭转化为天然气，过程中产生的二氧化碳可以作为工业原料二次利用。比如加入氢，二氧化碳可以用来制作化肥。同时，可以利用油藻用来固碳，将利用不完的二氧化碳捕捉、贮存起来。以此可以达到清洁利用煤炭的目的。

　　价值中国：气候环境等问题越来越受关注，此类问题更多的被渲染上很多政治色彩。如美国提出的“碳关税”。中国当下如何应对此类问题？

　　管清友：我个人对于“碳关税”的看法是：欧美迟早会征收这个税种，不如我们自己先征。

　　我国目前的资源、能源价格还比较低，征收的相关税收也没有补贴能源使用的外部成本。不如借这个外部压力，促使资源税尽快开始征收。

　　现在关键是征收的时机选择问题，是在金融危机过后，经济刚刚有些复苏的时候征收？还是等到经济完全恢复，平稳发展的时候征收？这就要看决策者，政治家们的智慧了。

　　目前经济复苏的基础尚不稳固，现在开始征收碳关税对经济进一步回升是有一定的消极作用。但是，如果现在欧美先一步开始征收碳关税，我们又该如何应对呢？所以现在争论的焦点，不是是否应该征收碳关税的问题，而是何时开始征收。 “碳关税”更多的是政治方面的问题，时机的选择也是出于政治方面的考量。

　　 价值中国：“低碳经济”“碳关税”等等大都是西方国家提出的一种理念，并由此成为全世界的发展趋势。中国更多的只是在适应和被动的接受。但也有人说，“低碳经济”是一个全新的经济发展模式，在这个新的领域里，我们还是有很多的机会迎头赶上，重新排位。

　　 管清友：我们把应对气候变化而导致的全世界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变称作“第四次工业革命”，也叫绿色革命。与以往三次的工业革命相比，过去中国都是规则的接受者，但是这次从一开始的规则制定、演变，我们都在参与其中，并且有了一定的发言权。这也是中国争夺国际规则制定权的一次非常好的机会。我们可以表达自己的意见，把我们的看法、态度、声音纳入到规则制定当中。联合国气候大会，包括之前的巴厘岛路线图都没有跑出原来《京都议定书》的框架，就是因为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的坚持，坚持共同承担，区别对待的原则。虽然我们现在还没有主导气候谈判的规则，但是我们已经参与其中并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只要我们能抓住这次机遇，采取比较艺术的外交策略，在未来低碳经济的规则制定中，我们还是能够继续发挥重要作用的。

　　比如在应对气候变化的问题上，我们得坚持“国际法高于国内法”。国际社会制定的标准，国内是要严格执行的。但是在对美国提出的“碳关税”问题上，就可以运用此原则提出质疑。因为美国的这种做法是违背上述原则的，实际上是“国内法高于国际法”，增加了贸易壁垒，破坏了自由贸易的原则。在处理这些问题上，我们需要一些灵活主动的外交策略。

　　低碳经济的大趋势已定，有了这个大方向，我们就应该积极主动的参与其中，同时也有可能成为新一轮绿色工业革命的规则制定者，也可以借用这个时机，大力推进国内经济结构调整。总之，低碳经济是中国应该抓住的机遇。

    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能源专家  管清友